随着以博客、微博、微信以及智能手机App应用为代表的自媒体平台以及“诗歌大道”、 “地铁诗歌”“诗歌墙”“诗剧场”等一些公共场所诗歌视觉传播的快速兴盛，如今，由诗歌作者、诗歌编辑、文学期刊、文学出版、文学传播、文化策展等构成的诗歌生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衍生出以“说诗歌”为原创力的诗歌生态圈。那么，什么是“说诗歌”？说诗歌就是一种诗歌的公众表达方式，即诗歌的“口语化”言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降低语言的“过度”表达，让诗歌语言回归到“言说”本位。

应该说，由于“说诗歌”带有极强的个人记忆与察识，它一方面是对日常景象与时代语境的再发现，另一方面又是对既定参照物的怀疑与否定，是在刷新固有的传统界面之后呈现出破土而出的时代气息，是在展现某种被忽视的体验，并预设着新时代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说诗歌”是可经过、可停留、可发展却又不可复制的诗歌言说方式，是新的经典的原型，具有集体共识的社会价值。

一、以“过滤”现实来“说诗歌”

自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等数百个诗歌微信平台的出现，对诗歌的大众化、流行化以及审美的多元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诗歌正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由于诗歌的短小与微信平台十分配搭，加上微信平台对诗歌符号驾轻就熟的小包装、小点缀，使诗歌至少在视觉上“流行”起来了。而能够流行起来的诗歌，则大多是“说诗歌”的式样，这些诗歌对现实的“过滤”法：既不一味地以“精神吸附”为磁力，也不简单的以现实地“毛胚”为质地，而是侧重对现实“过滤”之时的磨擦与渗透。这种“过滤”法所呈现的是作者渐次打开的那些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第二现实”。

以毛子的诗歌《独处》为例。毛子“过滤”现实的能力特强：“河边提水的人，把一条大河/饲养在水桶中”“某些时刻，月亮也爬进来/他吃惊于这么容易/就养活了一个孤独的物种”。在诗中，大河饲养在水桶中、水桶养活了一个孤独的物种（月亮），你不得不佩服毛子对现实特强且特别的“过滤”能力，他没有一味的追求对现实“过滤”之时那种完美的诗意晶体和厚实的精神沉积，而是重在还原自己在“过滤”现实之时的“说诗”状态，而不是诗意结果。比如陈衍强的《向狗致敬》：“我最近回老家看父母/看见它向我点头我就想流泪/因为我远离父母/内心荒芜/是它在冷清得如坟地的山村/陪伴我年迈的父母/仿佛我的投错娘胎的亲兄弟”。陈衍强的诗对现实的“过滤”类似于诗歌化的“杂文”，他的那些看似唠叨的情感碎语，类似于家长里短的聊天。他的“说诗歌”常常是出其不意，一针见血，尤其是这首颠覆、反制、瓦解、自责的“说”诗，仿佛一下子将狗推到“万物灵长”的位次，而“人”则退而其次，自觉地接受“向狗致敬”的道德理念，诚恳的接受古往今来纲常伦理的“拷问”！

二、以诗歌小品或诗歌段子来“说诗歌”

自媒体诞生之前，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除了要经过期刊和出版编辑的层层遴选，还受到创作潮流、市场销量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如今，通过各种自媒体，大量写作者拥有了崭新的发表和出版平台，他们借助新兴电子媒介发表作品、收获读者、自我经营，以诗歌小品或诗歌段子来“说诗歌”的原创力出现在当下诗坛：天南地北、沧海桑田、喜怒哀乐、古今中外的“杂揉”现实之笔法，使阳春白雪的“硬”诗歌转向为下里巴人的“软”诗歌。

比如，颜小鲁的类似于诗歌小品的《安全月》：“我想/如果我们/用标语、横幅/把地球/里三层/外三层/包了起来/地球一定/会安安全全”，用如此简约、白描的“说诗歌”来折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对当下形式主义绵里藏针式的鞭策，这便是“说诗歌”的反讽力量！比如浪行天下类似于诗歌段子的《拆迁外传》：“显然，左胸狭窄的办公所在，已不能/适应心脏的身份，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夜里，有人对我发号施令/拆迁势在必行。从凌晨起/众多机械，轰隆隆进驻我的体内”，以荒诞的诗歌段子的技法来直击当下，尤其是以人的五脏六腑来演绎并诗化“拆迁外传”，这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但凡属于“外传”的事态仿佛都属于“坊间”野史，偏偏就是这样类似于“坊间”的野史用“说诗歌”的方式，给人以“新奇感”和“亲切感”，因为它少了很多史料性的肃穆与严谨，增添了主观性的“话语权”。说到这里，我觉得诗歌真的不是那种曲高和寡的东西，真的不是那种“写”出来的东西，而是你的言谈的“投影”、秉赋的“惯性”、品格的“外延”而融渗出来的“符号”。

三、以虚拟的“事件”来“说诗歌”

新时代，新技术，新时尚，新生活。技术革命的崛起，迎来了新媒体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亦真亦幻的视觉画面、触手可得的新闻资讯、交融互动的个人体验无疑大大更新了受众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更具颠覆性的则是原本处于被动接受一端的受众一跃成为信息传播的主动者和发起者。随着细碎、密集、互联、流畅、廓大的虚拟世界的建立，那么多含混的影像、位移的即景、浮沉的情状、跳动的心绪要变成虚拟的“事件”，这得仰仗诗人“说诗歌”的创生能力。

以康城的《空号》为例：“空号是号码离开手机/灵魂从躯壳出走/空号在路上/山体划开/空出高速公路”。很显然，用虚拟的“事件”来“说诗歌”正好吻合时代所及、生活所及、生命所及和精神所及，这样的虚拟，恰好以“反向”的思维“走进”新时代，这一连串的“空号”之旅，多么像诗人带着我们穿越“时代与时光”之旅，其中，既有迂回堵塞之胶着，又有豁然开朗之惊觉。

还有赵明舒的类似于虚拟的事件的《臆想中的火车》：“这些民工从没见过火车/只知道火车开得很快/他们拼命地往前铺（铁轨）/他们担心/被一列火车追上”。一次臆想中的“铺铁轨”，能把市井百态的生存境遇与心态“说”得如此惟妙惟肖的诗歌还真不多见。这首诗以臆想反衬现实，以诙谐映衬时代，在看似“荒诞”的“说”诗里，诗人为我们拉开了一幕时代“众生相”。

四、以情感的“保有量”来“说诗歌”

自媒体时代，人类拥有太多的碎片时间，世象的繁复、资讯的混杂、情绪的浮泛恰恰需要情感的“保有量”来支配碎片化的时间，好的诗歌恰恰具备这一种创生力量。“说诗歌”这种短促而精准、上口而雅致的式样，最适合作为反映新时代的工具，协助热爱阅读的人，把碎片时间转化为绵延时态。

那么，如何维持诗歌生态核心区“生态”消费的“保有量”则成了消费诗歌重中之重的一环，如何让诗歌写作的情愫、情态、情状、情势不至于成为“稀缺品”，这是每一位有担当的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以余秀华的诗歌为例，当她的“睡”诗“睡”遍大半个中国的时候，而她的《一包麦子》却少有人问津，这是自媒体时代留给我们的“二极世界”。为何消费“诗歌事件”往往能够搅动诗歌的“局面”，而真正“诗歌生态”的“生态”消费的多与寡，却少有人问津？这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思考的问题。那么，余秀华的《一包麦子》最经典的一“说”：“其实我知道，父亲到90岁也不会有白发/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就衍生出值得我们思考的个案。“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这是余秀华“说诗歌”里最经典的一句诗。是的，白发，千百年被许多文人墨客当着最飘逸、最洒脱的“文化遗存”，偏偏在时过境迁的当下，余秀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给“白发”以阳春白雪式的“夸饰”，执意呈现“白发”的年龄表征和岁月沧桑。

与此同时，在叙述成为当下诗歌写作“压倒性”或“一边倒”的言说方式的主导下，诗歌的“情感生态”往往成了消费诗歌的“稀缺品”，如何改变这一“单向”的诗歌写作走势，纯子的诗歌多少让我看到一点“亮光”。近期读到纯子带有情感肤色、情感脉动、情感声息的《旧相好》，在这个“寡情”的年代着实让人为之动容：“这三棵树少得不能再少了/风吹不动，雨淋无声/看上去死了一般。让人想拿刀子/从那儿挖出一个寄存的灵魂”。纯子的诗，她要留给我们的“旧相好”是什么？是环环相扣的情愫、情态、情状、情势的“感情生态链”，这多少应验了“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恒久咏叹！

五、以诗歌的“底线”来“说诗歌”

自媒体时代，诗歌通过各种传播平台，尤其是从上而下的中华诗词擂台赛，借助不断攀升的粉丝数或订阅数，诗歌似乎在一夜间变为“大众的诗”。一个时间以来，一些媒体、部分评论家以“诗歌盛世”来喻之，这多少反映出“诗歌热”的现象。众所周知，诗歌的“公共性”说的就是诗歌易于被公众所接受和共享的传播方式，它的特点是传播的“形式感”特强，并与当下生活常态紧密相连。为此，我今天所要讲的是“公共性”的诗歌，自然要谈到诗歌底线的问题。

从高度、极致、品质来说，唐诗宋词是最好的“公共性”的诗歌，因为它首先具备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千百年来它作为诗歌的“坐标”，不仅入心入耳，而且进入我们的生活。如今，要想具备高品质的“公共性”的新诗，就必须具备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说“可读”，情韵是一个拐点，情势也是一种节奏；说“可感”，情态是一个空间，世相又是一种空间；说“可思”，“我在”是一次发现，“我思”又是一种牵引。“公共性”诗歌要的就是这样的可读、可感、可思的诗歌底线，才能让诗歌真正走向大众。

以龚学敏的《一首与桃花的姿式有关的诗》为例：“一夜的春风，用琴声与鹤飞翔的传说，说服了/遍野的桃枝和当垆的女子说着话的细腰/一夜的酒，轻波泛舟，那鱼红色的衣衫，被风一流/在灯下，化成了水做的黎明。桃花似灯/我说：掌灯。并且，用沉香木的手一拍/她们就开了。”由此可见，诗歌是讲究“效果”的，而效果的“呈现”免不了要有“式样”，而这个“式样”正是诗歌可读、可感、可思的“底线”。凡是垂青汉字乃至标点符号于诗有着特别“效果”的诗人，往往在调度汉字乃至标点符号的“功能性”方面有着近乎“魔术师”的风范，龚学敏的诗歌就有这样的特点，我尤其欣赏诗人巧用汉字特有的意蕴之“格”所散发出的“气场”：这个“气场”就是诗人巧用汉字之间那种相互勾连、相互交集、相互弥补的“过程”（即诗歌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诗人呈现的汉字或是一个字节、一个音律；或是一个物象、一个标点，它们交错相连、意蕴融通又各自独立，组合成新的、陌生化的“诗歌标本”。

为此，诗写者、编者、乃至刊物如何从“叙述”这个互仿性很强的“公共面貌”中游离出来，善于打开遮蔽在常态生活中不会轻易显形的图像，善于在叙事中潜藏智力的机锋、精微的细节力量和音律的有效支撑，让诗歌成为陌生而独立的标本，真正具备卓越的创生能力，这才是新时代诗歌良性生长的生态圈。

六、以“说诗歌”达成集体共识

如何把新诗的阅读门槛降低，把审美的门槛加高，这是“说诗歌”的原创动力。应该说，就新诗的创作而言，“说诗歌”无疑成为当下诗坛的一大“景观”。那么，“说诗歌”的二个核心要件：日常经验与口语化，如今正朝着“六少六多”的方向发展。即少书面粉饰，多口语直陈；少修辞技巧，多在场感觉；少高蹈大词，多情感质地；少语言风暴，多公众话语；少矫情渲染，多叙事元素；少超验杜撰，多经验写实。可以说，这“六少六多”体现了“说诗歌”的原创力既不是对既定状态的完善与提升，也不是对已有存在的另类注解；既不是形式的突围表演，也不是先锋理念的夸张与变异。那么，如何让“说诗歌”呈现最大化的诗意，真正使新诗体现原创的魅力，“说诗歌”达成了以下几点集体共识：

1、让平白的语调、素朴的活法“积淀”成经验的晶体和精神的技巧。

诗歌的经验晶体和精神技巧来自诗人素朴的活法和素质的养成，乃至宿命的过滤。徐俊国的《这个早晨》起句：“不要轻易说话/一开口就会玷污这个早晨”，诗人用如此平白的语调、生活的常态来“反观”一个干净、圣洁的早晨，这是属于诗人自身特有的、不容易被复制的“诗意”。是的，任何文本的技巧都可复制，但精神的“技巧”就很难复制，这就是“诗味”之所在，原创之所在，也是徐俊国《这个早晨》的精神祥云。

2、让明知故问的“拙气”消解高蹈的矫情，凸显诗歌的“元气”。

在中国诗坛能把“拙气”写得如此彻骨和悲悯的诗人不少，比如诗人陈小三：“月亮/它不是人间的东西/却照着人间”（《月亮高挂》）在很多人看来，“明知故问”的诗写方式仿佛不属于“智慧”和“神秘”的范畴，偏偏陈小三就爱用明知故问的“拙气”给他的诗披上了一层神性而高贵的色彩。

3、让经验、经历、事物自身“说话”，降低语言自身的过度表达，呈现诗意的纯粹性。

比如，周燊的《种子》：“其实/种子并不想发芽长大/也不想开花结果/他钻出土/只是为了看看其他种子在哪”。周燊的“种子”“不想发芽长大”，“不想开花结果”，这多么“另类”呀！这种“另类”很符合童真。这不，“他钻出土/只是为了看看其他种子在哪”，多么稚气的理由，多么另类的理由，这既把童真和盘托出，又让另一个自得其所的世界昭然若揭。

4、让生活的常态折射生命与精神的“气场”。

比如，人邻的《笔架山的院子，大雪中的清晨》：“这沉甸甸的白菜，/根须上粘满了美好泥土的它们/如此的气定神闲，/实在配得上这个初冬，/配得上这一场厚厚的大雪”。人邻是一位很注重语言张力的诗人，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他的诗歌语言张力决不是停留在语言自身“承载量”的那种张力，而是善于打开遮蔽在常态底下不易显形的那种“图景张力”，这个“图景张力”就是人邻独有的莫可名状的“精神气场”：即凡尘之光。

5、让常态化的语调和语势实现诗意的最大化。

比如，衣米一的《去天堂》：“当说到一棵树的名字时/我离他已经很近了”。诗人用很生活化的来信语调，汇报去天堂的路径。此时此刻，她有意不确指路标：很熟悉，又很陌生，也很神秘。这样的《去天堂》之路，既不富丽堂皇，也不萧瑟清冷，很符合人生的“后半程”，有若失，也有所得；有不舍，也有豁达。

6、让公众的视角透过诗意的内核。

我敢说用三行诗就能把男人的社会属性和女人的自然属性甄别得如此彻骨的当属诗人郑皖豫。她的《相信爱情》前三句：“男人们流血说是为了保卫祖国/女人们流血断没有豪情/只是为了保卫全人类”就很能说明问题。同样是“流血”，为何男人有着保卫祖国的“社会属性”之豪情，而女人看似有着更宏大的“保卫全人类”的社会属性，却被定格为繁衍后代的自然属性，可见，“女人们流血断没有豪情”为整首诗埋下了“反讽”的伏笔，也为《相信爱情》折射出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念的碰撞。

7、让公众情结衍生为普世情怀。

比如，诗人这样的《外省的月亮》：“月亮，你一用力就更圆了，挂在每个外省人的头顶/赐我以流浪，我已经很旧/还占用大好的月光”。“月亮，你一用力/就更圆了”，这种“一用力”就月圆的质朴表达很少人有，这归功于“外省”与“月亮”放在一起容易“情感发力”所致。这首诗把“外省情结”与“月亮情结”融为一体，尽情演绎出起伏迭宕的人生境遇。由此可见，原创，它不反对传统，原创以传统为参照物而承传并更新着传统，原创具有唯我性，但不具有排他性，这才是“说诗歌”达成集体共识，让公众情结衍生为普世情怀的根本所在。

总之，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紧密型的关系无非就是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构筑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就新诗创作而言，无非就是强调在全球语境下的汉诗如何实现最大化的诗义权力。因为我们有自己“兴观群怨”的诗学宗旨，有自己的“风清骨峻”的审美追求，有自己的“韵外之致”的艺术趣味，有自己的“天籁本色”的创作理论，有自己的“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这些就是我们所要的诗义权力，一旦这个诗义权力被我们重视了被我们发现了被我们拥有了，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新时代与文艺原创力的议题也就不是纸上谈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