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创作是时代赋予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常态化使命。对于诗歌创作来讲，我们往往更多选择像朗诵诗、口占一绝之类的“短平快”。口占一绝，很难提升到创作的高度来审美。朗诵诗仿佛又有点类似“口号体”、“语录体”的嫌疑。于是，我们总是陷于这样的命题困惑：主题诗歌创作如何逃脱公共话语系统与“诗体”形式主义的窠臼？或者说，日常写作的语境前提下，主题诗如何坚持公共审美的耐力与一惯性？

我给大家推荐许岚乡村振兴主题诗集《中国田园》。这本诗集，是许岚近年来比较集中的写作实践，可以看作是诗人对于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巨变，持续宽阔地诗学主张。

朦胧诗以来，讨论诗歌创作主题，似乎是个落伍的话题。我以为，作为一种文学审美途径，是应该有选择性色彩的，不仅要有，还应该是最亮最斑驳最透明的那种。主题诗歌创作，就像给画布涂上一层光亮的底色，让创作有了不偏不倚的方向和呼之欲出的基调。诗歌的原始魅力在于它的自由和灵动，灵感往往又是在不经意间冒出来的。我们提主题，只是于这样一种不经意的灵感闪烁，给予持续地关注、收集、整理、编结、呈现——那种向上向光亮的发展趋势最终笼罩了一段时间以来创意生发的线性和空间，它并不会局限于某时某刻的随心而动，也不会影响个性化诗意的率意流淌。

而我更想谈到的是，作家、诗人的个性化写作，如何自觉地契合时代的需求，挑起公共的使命。

一般来说，在个性写作中表达公共诉求，可以通过四种常态的方式实现。一是直接陈述。高举社会价值，用简洁明了的抒写表白立场和态度。二是象征与隐喻。将超越个体的诉求融入眼前的意象和情境，使表达更具普世的内涵。三是借景抒情。借助身边的物事和场景彰显形而上，使个人的诗情与公共的画意相得益彰。四是对比与反衬。直面个人的美学诉求切入公共理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让个性化表达具有大众同情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许岚个人的文学诉求，直追时代公共话题，准确地说是许岚个人的诗歌实践，一开始就是站在超越个体，去呼应时代理想、人生理想、文学理想的。我们看到作者的歌咏，总是有着引发我们共鸣的方向性、色彩性和生长性的东西。这种方向性、色彩性和生长性，可以叫公共的代表诉求，也可以叫个体的情感使然。

这就是我要说的，许岚诗歌的理想主义。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是应该在公共的代表性诉求上，在个体的情感褒贬上，不遮遮掩掩，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大大方方的。暧昧可能是当代诗人个性化审美的常态，但是不能替代中国诗人的主流和前沿的集体意识。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诗歌有别于西方现代诗歌审美思潮的，就应该是我们中国式的理想主义，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这是我们的诗歌生长不能回避的广袤背景。我们的诗歌就应该努力建构独特的向上的积极的情感充沛的话语系统，我们的诗歌的语境应该与这样的时代背景相辅相成，而不是去矮化它、无视它、撕裂它，或者搞成两张皮。我们提诗歌的理想主义，试图充分地弘扬诗歌传统的兴观群怨功能，更为直接地为这个时代表意和画像。

诗歌美学，从技术上似乎离不开句法和修辞，它们是构成汉语诗歌独特的美学形式。我似乎听到过有一些朋友说，许岚不太讲究诗歌的技术美学。这种说法，我想更可能是对于那种接地气常态化写作的一种误会。我们都说，文学形式的陌生化。如果生僻的辞藻，标新立异的修辞，杂乱无序的人工智能结构和符号，就是陌生化的话，许岚诗歌显然不太符合这样的口味。但是，恰恰相反，我认为许岚是重视诗歌美学修养的。这种修养，就是许岚立足乡村的生活，营养而成的朴实诗风，直追其阳光纯粹的文学理想。

大致可以谈到三个方面。

一是名词的大地属性。比如：《永丰村》《五桂村》《阴平村》《沈家垭》《观音美人指》《岐山米枣》《万沟白茶》《姜山》《张坝桂圆》《东坡湿地公园》《响水六坊》《黑龙滩》《二峨山》《青竹江》《柴桑河》《雅女湖》《天泉洞》《兰沟村的竹》《康乐村村史馆》，等等。他的诗歌标题几乎就是一堆地理名词和风物名词的排列和组合。这些地理名词就像“经”，风物名词就像“纬”，它们的交集就是坐标，共同缝织了美丽乡村田园网格的千丝万缕。我想，这就是许岚的乡村写作，与别的诗人的显著区别。别人的乡村写作，或只是边走边唱，咿咿呀呀的抒情泛滥。许岚的乡村写作，是以一个人的真诚歌唱，自觉做着乡村地理志撰写或者乡村振兴时代壮举的系统档案整理。也就是说，许岚的乡村振兴诗歌表达，要高于一般意义的乡村诗歌抒写。它的表达是宏大的，广阔的，立体的，动态的。《中国田园》就是一部中国乡村振兴的诗歌建模。这个建模是诗意的，是许岚的，是新时代的，也是美学独异的。它的价值，会随着这些名词与名词的碰撞和波及、延伸、扩展，不断向更高更远处，发光传热。

二是形容词和数量词的精准表意。比如，永丰、幸福、康乐、道德、太平、有机、廉政，等等这些带有明确方向性和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在诗人的组织下，艺术地完成了对乡村田园集体理想的标志性定位和拟人化塑形。再如大数量词和最小数量的运用。大数量词和小数量词的运用是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技术特征。但，朦胧诗以来，诗人们似乎不屑于使用数量词。王小妮的《十枝水莲》是个成功的极少数个案。我个人特别欣赏王小妮的这首诗，但王小妮的十枝水莲的“十枝”并不具有专属的情感价值。而大数量词和极小数量词的两级分化，却是许岚诗歌句法的一个美学特征。比如，三千亩、十万亩、一万只、九百六十万座、十万个，等等。这些大数量词的运用，不仅带有夸张的性质，更具有建模的必要性——它们是从更大范围的角度去妆扮许岚式《中国田园》的外观。它们的纵横捭阖，既有力量的向性，更有时空的厚度。也就是说，它明显不同于“飞流直下三千尺”，“ 白发三千丈”这样的情感放大效应，还在真实地记录乡村的观察史。它们当然是诗人个性情感的公共宣泄，更是时代影像的纵横闪烁。而更多的以“一”为鉴定属性的极小数量词，更是大量出现在许岚的作品里。比如，一粒、一个、一缕、一部、一声、一滴、一群、一寸、一尺、一棵、一朵、一片、一田、一位、一匹、一场、一筐，等等。为什么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一”？我在反复阅读之后，恍然大悟，原来许岚的诗歌，站在广阔的视角看，是写给当下的乡村中国的，但它的目光却总是聚焦于那一个亲切的细节。所以说，许岚的诗歌不是空泛的不着边际的，而是充满了西部乡村的生机和温光。诗歌里专属的那一个，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牵扯了我，打动了我。它们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模的坐标点。它们构成了《中国田园》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三是排比叠句的递进赋能。许岚是比较感性的。他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太刻意注重条分缕析和逻辑性。表现在他的诗歌中,则是好用相对形象美感的排比句。排比句的铺陈效果，直接而壮观。我们在读到这些排比句的时候，总是会在眼前立马呈现一种排列的乡村美感，比如蜿蜒的道路，有序的方块地和梯田，层峦叠嶂，千沟万壑。我们还看到某种流动性，类似春风流泉一样柔软的涟漪和风势，它们不断地涌动，推演，荡漾，由近及远，又低到高，把我们的胸臆推到情感的临界，直至山呼海啸式地裂变和迸发。我想，这应该是排比句赋予我的生命能量，是我深爱这片土地，奔向诗意远方的推波助澜。所以，它治愈了我的抑郁，也引领我自觉地看齐诗人，与这个伟大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

我个人是理想主义文学推崇者和实践者。我的小说和散文的实践，也是这样。我以为，二十一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中期，世界文学的焦点应该在世界的东方，应该在我们新时代的中国。这种文学审美，就是理想主义，它不是跑马式的现实观花，也不是浪漫派、赋比兴的简单翻新，或者自由写作者的无病呻吟。它是一种全新的普世的新时代美学观念。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美学模型。这个模型的特征，我想许岚的《中国田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从形象微观上参考的个案。

沈荣均：作家，评论家

编辑：王傲霏

二审：牛莉

终审：金石开、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