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媛：旅行为你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灵感和素材。你的许多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旅行见闻，但与游记不同，你的创作往往具有一种历史与记忆的宽度，就像《便携式文学简史》里中世纪的朝圣者。请问，旅行本身为你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

杨碧薇：你的解读很准确，在写旅行题材的散文时，我确实是有意避免将它们写成简单的游记的，所以我会融入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经历，采用杂糅的写法。旅行为我的创作带来很多惊喜，比如素材、灵感、视野和感受力。我去年写过一篇《贝尔法斯特海怪》，记录了在大西洋上的一次航行。若非有亲身经历，人是很难体会到海洋带来的孤独感的。这种孤独感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而通过旅行，你能切实地领会到它的况味，消化它，把它内化为你创作的一部分。

——张媛媛访谈杨碧薇：《散文、旅行和跨文体写作》，《中国校园文学》2020年11期。

花语：你曾在蚂蜂窝旅行网做专栏作家，他们还给你颁过一个“年度旅行家”的奖，旅行是否丰富了你的人生及诗歌内质，对人的精神品质也是一种提升？

杨碧薇：是。其实我对旅行的要求很高的，这里指的不是物质条件，而是它对个人精神的影响及塑造。我坐过几十个小时的长途火车，从呼和浩特去满洲里，从浙江海宁到广西百色。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被人抢劫过，手机、现金、身份证、银行卡全都没了。我也曾在青海西宁，和很多陌生人挤在青旅的狭窄房间里睡过。至于一个人照顾沉重的行李，对我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我的独立也与旅行同质。

为了旅行，我吃过不少苦头，但也不断地看到世界的美妙。今年一月，我去印尼潜水。其实我不会游泳，但是换上装备就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海里。印度洋的海水暖暖的，将我包裹在其中，我不断往下沉，看到越来越多五颜六色的珊瑚、海葵、海星，一群群斑斓的热带鱼自由地游来游去，阳光穿过水面，投下一束束光柱。周围很安静，只能听见自己呼吸氧气时的咕咕声。我仿佛已置身另一个空间，同时，我是孤独的，我必须一个人面对一切。这就像是人生，越来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越走越孤单，但是你还得走下去。二十岁时，我在昆明的一家书店买到了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有句话我记得很深：“我们破破烂烂的手提箱又一次堆放在人行道上，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

——花语访谈杨碧薇：《我内心有很坚定的摇滚》，中国诗歌网，2016年11月24日。

仲伟志：你的经历有很强的纵横感，云南、广西、海南、陕西、北京……不同的地域，应该给了你不同的文化营养。昭通、昆明、百色、南宁、海口，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就是远离文化中心，有着与内地平原地区不同的文化逻辑。生态上更接近自然，民族文化里更具有酒神精神，很少被观念化，因此也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实际上在你来到北京读博士之前，一直生活在文化上保持着一定的诗性和巫性的地带，我觉得这有利于你创作中的那种超越性、感觉性。你觉得呢？

杨碧薇：以前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个问题。我素来认为，文学创作确实会受到地域特征的影响，但地域性并不能涵括文学的全部。不过，来到北方之后，再重想地域性议题，倒是有新的体会。不说别的，先说那种时空转换感，就足够强烈了。在我的故乡，星空并不是一种奢侈品。小时候我最爱看星星。那时我有一套关于宇宙知识的科普读物，我就对照着书上的图去找星座。我还常常想，在地球之外有没有别的文明，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我要怎样才能和他们碰面。越想，我就越惆怅。后来到了北京，你知道的，这里的星星太奢侈，如果是雾霾天，就什么都看不见。前年我和朋友去巴厘岛，晚上，十多个驴友聚在别墅的院子里打牌。但我说我要去看星星。他们说星星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有的星座在北半球看不到，只能在南半球看，我已经下载了一张南半球的星座图。他们开玩笑说学霸的世界果然不一样。那天晚上我如愿地与自己独处，对照着星座图，找到了南十字座。

除此之外，在不同的地方，人们对世界的解释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悬棺。在昭通盐津的豆沙关有古老的悬棺，悬棺放在高而险峻的悬崖上，下面是关河水（金沙江的支流）。按现代科学的解释，远古时期的水位比现在高得多，先民们就划着船把棺材塞进峭壁的岩层里；后来水位下降了，悬棺就像是悬上去的一般。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科学家们还给出了其他几种解释。但我小时候听到的解释不是这样。我外公就是豆沙关人，他告诉我，悬棺里安葬的是僰人子（僰人）。僰人子是有翅膀的，能飞。每当族中死了人，他们就用翅膀托着棺材，把死人安葬在悬崖上。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能自由。我外公是从小在私塾里读《四书》的，但他后来选择了跑江湖，儒家那套对他根本没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民间对悬棺的解释包含着真正的诗性。盐津诗人樊忠慰的《悬棺》里就这么写，“一个死去多年的人/他想飞”，而最后，“一切都会永恒/一切都会绝望”。

所以说，地域差异确实是存在。而在我目前的生活空间里，诗性和巫性在剧烈地减少，更多的时候，它们基本就是一种缺席的状态。但我也并不因此就感到焦虑，因为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挑战，焦虑亦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动力。

——仲伟志访谈杨碧薇：《再见，云南：女诗人的成年礼》，仲伟志搜神记，2018年5月11日。

崖丽娟：我们从地域边疆跨越到汉语疆界来谈你具体写作吧。你的诗集《下南洋》《去火星旅行》，一看书名就有行走特征，旅游的视角让你的诗歌天马行空，独具魅力，在汉语诗歌的疆界方面你做了哪些尝试和拓展？

杨碧薇：您说的“疆界”可以有多重理解，我就讲两个方面吧。首先，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汉语新诗里的异域书写和边疆书写。2017年我开始写《下南洋》，并于2021年出版了诗集《下南洋》，而这个系列并没有完成，我以后还会写。“下南洋”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地理、时间、历史、政治、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写作宇宙，也是一个让我尽情玩乐、探索的乐园。

在边疆方面，2021年我写了一组新疆题材的诗。我只去过新疆两次，一次是吐鲁番，一次是喀什，这两个地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带给我书写的冲动。另外，我也写过与新疆有关的论文。2018年，我在朋友秦晓宇的电影工作室看了王丽娜执导的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这是一部儿童片，讲述的是维吾尔族儿童的生活。丽娜是新疆沙雅人，这部影片就是在沙雅拍摄的。我看了后很喜欢，写了一篇影评，发表在2019年第7期的《电影评介》上，后来收入了我的批评集《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里。2020年7月20日，这部影片正式登陆院线，成为疫情以来电影院重新开放后公映的首部影片。2021年我写的一首诗《第一次的离别》就是以这部电影为故事背景的。2022年，我写了一篇研究新疆题材的汉语新诗的文章，以沈苇、蒋浩、李之平、苏仁聪等人的诗为例，今年又将此文做了一些调整，目前还未发表。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对新疆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帮助了我的创作。

云南是我想写的另一个边疆。我刚才提到了《小镇》《辛亥新春》这两首长诗，《辛亥新春》以我的故乡昭通为背景，写的是百年前的昭通。我虚构了一个“革命+爱情”的故事，穿插了昭通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掌故。对我来说，这首诗是一段经历的总结；写完后，我对故乡的理解、感情都更加立体纵深了。至于《小镇》，接下来我会写一篇文章详谈。现在我“重写”云南，还意味着写作方式上的变化：以前我零星地写过云南题材的诗，更多是依赖于自身体验，而现在我要用写《下南洋》的方式——我写《下南洋》时，不仅亲自走访，还查阅过大量资料，包括电影、书籍等；对于云南，我也意识到我应该补充自身经验之外的养料。前不久，我读了朋友孙骁教授的专著《废坏与整饬——雍乾时期云南吏治变迁研究（1726-1799）》，就很有收获。这本书不仅向我展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云南（这个“云南”于我而言也是陌生的），还重洗了我关于“边疆”的认识。书中提到，改土归流是云南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开端，“雍乾时期云南地区作为文化边疆区域的属性实际上已逐步减退”；清代云南频发的疆臣贪腐案，恰恰证明了这种一体化——雍乾以来，“云南逐渐成为一处‘被想象的边疆’”。从政治一体化出发，孙骁更多地看到的是云南与内地的“同”，这明显有异于我们在文学领域对云南的“不同”（也即异质性）的期待视野与表现手段。孙骁是我的同龄人，与我恰好构成了有趣的对位：他是北方人（祖籍山东，长在甘肃），定居于云南；而我是云南人，定居于北方。他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与边疆史，在人生经历、治学路径等方面，都为我提供了对角线式的参照。这次阅读再次提醒我：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带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去理解同一个事物，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诗也如此，需要我们对它有“全面的发现”，哪怕最终我们选择写下的只是“片面的生动”。

——崖丽娟访谈杨碧薇：《抒情言志与社会实践》，南方诗歌，2023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