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们的诗歌继续保持着生长的活力，呈现出多元共生、健康健全的诗歌生态。一位又一位诗人、一个又一个分属于不同代群、性别与地域的诗学个体，以他们富有活力的诗歌实践，共同使我们的国度，蔚为诗国。

近几年来，我一直试图将当代中国的诗歌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来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努力恢复与强调这样一种基本认知，即中国新诗不仅从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曾是其最具活力的敏锐先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经常引入“文学文化”或“诗歌文化”的方法与视角，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之外，同时关注诗歌文化中的制度文化、活动文化、媒介文化和批评文化等诸多方面，使我们的考察更具整体性，更具有文化的意义。我曾经用“繁茂的生长”来概括2018年的中国诗歌，2019年，我们的诗歌继续保持着生长的活力，呈现出多元共生、健康健全的诗歌生态。

一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历史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诗歌活动文化的兴盛与活跃。从2019年举办的大多已经坚持数年的诗歌节（诗歌周、诗会）来看，中国诗歌的活动文化正在走向常态化运行的历史阶段。

2019年的中国诗歌在制度文化的意义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便是“全国诗歌座谈会”的召开。2019年11月2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在北京开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协在1980年、1991年和1998年先后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诗歌座谈会，这一时隔21年的第四次会议，以“新时代诗歌”为主题，分别围绕着“新时代诗歌的人民性和主体性”“新时代诗歌的时代精神与现实抒写”“新时代诗歌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新时代语境下的长诗现象与总体性写作”“新时代诗歌的大众传播、对外交流与译介互动”等5个分议题进行了讨论。实际上，从2019年初开始，关于“新时代诗歌”的讨论就一直很热烈。不仅《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刊物开辟了有关讨论的多期专栏与专题，《诗刊》还与《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一起举办了新时代诗歌大讨论的主题征文活动。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作协举办的诗歌活动中，“新时代诗歌”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主要活动有如“新时代诗歌北京论坛”（2019年1月5日）、“新时代诗歌的建设与发展”研讨会（2019年4月19日）、“新时代诗歌青年论坛”（2019年4月24日）、“诗人如何回应新时代”研讨会（2019年6月20日）、“新时代诗歌传媒论坛”（2019年7月8日）和“新时代诗歌座谈会”（2019年8月28日）等。此外，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和湖南诗歌学会还先后开设了“新时代诗歌高级研修班”和“新时代湖南青年诗人培训班”。“新时代诗歌”，显然是2019年中国诗歌界最受关注的主题。

诗歌文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诗歌奖”。2019年中国的众多诗歌奖中，有的已经连续多年，如“第四届陈子昂诗歌奖”“第五届海子诗歌奖”“第四届中国长诗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第九届光华诗歌奖”“第三届《扬子江》诗刊奖”“第七届赤子诗人奖”“第十五届三月三诗歌奖”“第四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第十一届闻一多诗歌奖”和“第四届刘伯温诗歌奖”等。特别是“柔刚诗歌奖”，这一创立于1992年、坚持时间最久的民间诗歌奖，2019年分别将其“荣誉奖”和“主奖”颁发给德高望重的邵燕祥先生和青年诗人康苏埃拉，致敬前辈和提携后进的意旨非常明确。此外，2019年，“首届中国·赤壁杯《诗收获》诗歌奖”“首届金种子杯《安徽诗人》（长淮）年度诗歌奖”“首届中国（乐至）田园诗歌奖”和“首届闻捷诗歌奖”等，都是最新创设的诗歌奖，值得我们期待与关注。

21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历史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诗歌活动文化的兴盛与活跃。2019年中国诗歌的活动文化中，规模较大和较引人注目的还是各地举办的形形色色的诗歌节（诗歌周、诗会），如第四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第四届天津诗歌节、武汉第二届东湖诗歌节、广东清远第六届清远诗歌节、东莞第三届森林诗歌节、甘肃天水第四届李杜诗歌节、贵州绥阳第三届十二背后诗歌节、四川西昌“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遂宁第四届遂宁国际诗歌周、安徽泾县第六届桃花潭国际诗歌周、湖南湘阴第四届栗山诗会、河北正定第五届海棠诗会、《诗刊》社的第35届“青春诗会”和《十月》杂志社的第九届十月诗会，浙江与西藏新近还创办了首届浙江诗歌节和首届西藏诗歌节。从这些大多已经坚持数年的诗歌节（诗歌周、诗会）来看，中国诗歌的活动文化正在走向常态化运行的历史阶段。

2019年，在我们的诗歌界蓬勃展开的活动文化中，有几个更加丰富的方面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一是诗歌文化向青少年的普及与推广，比如北岛、食指和欧阳江河等诗人与北京的中小学生们共同举办主题为“把世界交给孩子”的诗歌朗诵会；长江文艺出版社邀请和组织田禾、沉河等诗人以文化扶贫的方式走进乡村，为孩子们读诗；特别是在广东举行的“2019粤港澳大湾区小学生诗歌季”活动中，十多万学生踊跃投稿，参赛诗作12.3万首，广获好评。二是诗歌文化活动的跨界实践，有影响的如《诗刊》社与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大型诗歌文化节目“诗·中国”、2019年新春之际在北京举办并且拥有多处分会场的第四届华语诗歌春晚，都很成功地显示出诗歌界与广播电视界、演艺界的跨界合作。而处于上海的中国银联所策划的“诗歌POS机”，以付费阅读的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青少年儿童，更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跨界，是一种精准有效的新型公益活动。三是诗歌文化活动的个体化现象。2019年，全国各地经常都有举办关于某一位诗人的新书分享会、研讨会或诗歌诵读会，比如广州和深圳的杨克、陈东东诗歌作品朗读会，湖南湘潭的罗鹿鸣诗歌朗诵会，贵阳的李寂荡诗歌品读会，江苏无锡的王学芯诗歌研讨会，以及上海的缪克构诗集《盐的家族》分享会、江苏南京成秀虎诗集《风也起身》发布与研讨会、重庆的赵晓梦长诗《钓鱼城》单行本首发式暨研讨会、合肥的陈先发中英双语版诗集《九章》新书分享会和山西张二棍诗集《入林记》读者见面会等，像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小众书坊还因为先后举办了诗人朱涛（《落花纪念碑》）、商震（《谁是王二》）、赵晓梦（《钓鱼城》）、臧棣（“臧棣诗系”）和梁尔源（《镜中白马》）的新书分享或研讨会，形成了颇具特色与影响的文化地标与品牌。

当然，新诗集的发布、分享或研讨同时也是出版界与诗歌界之间的跨界合作，无疑属于诗歌文化中的印刷文化实践。2019年中国诗歌中的印刷文化，最具规模的应该是由邹进、苏历铭担任总策划，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常春藤诗丛”。“常春藤诗丛”38册，分“吉林大学卷”、“北京大学卷”、“武汉大学卷”、“复旦大学卷”和“华东师范大学卷”等5卷，集中呈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运动中几大学院重镇38位诗人迄今为止的诗歌创作，具有重要的诗歌史价值。诗歌刊物中，《诗刊》《星星》《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江南诗》《诗潮》等杂志扎实推出诸多佳作。民间诗刊方面，2019年最新创办的《变雅》（刘振周、蒙晦、陈家坪主编），具有自己明确的诗学主张，甫一亮相，便体现出较高的水准与品质。2019年初出刊的《汉诗界》（总第四期）以“伊蕾纪念专号”的形式集中发表了伊蕾的书信、日记、访谈、年表和伊蕾关于《独身女人的卧室》的回顾性文字，兼有许多人士对伊蕾的回忆与纪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岛主编的《诗参考》出版了厚重的30周年特刊。福建的“反克诗群”不仅编辑出版了顾北主编的“反克十周年专辑”《一意孤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年6月版），还印行了朱必圣所著的对于“反克诗群”的系统性研究著作《执迷不悟》。如此种种，都显示出民间的活力一仍其旧。

2019年，中国诗歌的网络文化中最重要的还是诗歌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等网络自媒体，“中国诗歌网”和“诗生活”网站分别以其巨大的流量、专业性与纯粹性而具有重要影响。苏历铭以微信公众号形式创办的网络诗刊《光年》（半月刊）充分发挥媒介特长，不仅以发表诗歌作品为主，还兼刊有评论、翻译、动态、资料和声频，是一种非常值得期待的创新与尝试。

二

2019年中国的诗歌创作，不同代群、性别和区域的诗人们创作活跃，很多都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文内涵与诗学风格发表优秀作品，丰富地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广大诗人的个体多样性。

在丰富多样的诗歌文化实践中，诗歌创作无疑是核心。2019年中国的诗歌创作，不同代群、性别和区域的诗人们创作活跃，很多都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文内涵与诗学风格发表优秀作品，丰富地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广大诗人的个体多样性。

2019年，属于“朦胧诗”一代的诗人多多以其组诗《在词语的开花之地》（《扬子江诗刊》2019年第1期）继续着自己的精神探索。在这组诗中，孤绝的主体在沉默与歌唱之间克制、痉挛，同时也有深厚、浩大的迸发，尽显悲怆。正如诗中所写到的：“我们孤独，如曾祖栽下的白杨/我们的孤独，由血肉筑成”（《某种绿曾至家门》），这样的主体即使是在寂静中，“无言”、“沉默”，“热情的草减少/凭我们，它们减少//少，更少/少于说出”，但“在词语的开花之地”，“每片叶子都在鼓掌”（《在词语的开花之地》），即使其如“披发人在旷野的冥视中疾行”，“在这虫鸣草静的大地/一张张碑形的脸无声移动”，却仍有“默念”回应风声，有念经的河流让逝者倾听（《捧读月光下的颤栗》），他仍然有歌唱的激越——他要“歌唱未完结的心”，“歌唱云朵后面广大的父母”，“唱出这必历的：/是人也是山水”（《唱唱不下去的歌》）。多多的诗作，不禁让我想起“紧张”于“沉默”与“开口”之间的《野草》时期的鲁迅，蕴涵深刻。2019年，在多多之外，上世纪80年代便已活跃的“朦胧诗人”和其他同龄诗人如叶延滨、林莽、梁小斌、周涛、曲有源等，也都奉献出了他们的优秀诗作。

2019年，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们都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很令人感佩与欣慰的是，他们与多多一样，仍然在坚持着自己的精神追寻，表达着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2019年，仅以我的有限涉猎，先后读到王家新分别发表于《人民文学》《钟山》和《扬子江诗刊》等刊物的5组共35首诗作。在这些作品中，王家新忆往（《河流》）、纪游（《圣托里尼的日落》《北行笔记》）、致友（《石臼湖边的树——给叶辉》）、悼亡（《悼何锐》《白桦——悼念一位诗人》），同时也写日常（《足球场》），致敬那些在精神的深处能与其互文的古今中外的诗人们（《狄奥根尼斯的灯笼——献给曼德尔斯塔姆》）……在人生的“晚景”重新“赎回我自己”（《人称问题》），一方面“向落帆般的疲倦致敬/向人生尽头的虚无致敬”（《夜行航班》），另一方面，也在黄昏的“日落”时刻向往着“黎明”（《圣托里尼的日落》），重新开始，重新“准备”（《简·赫斯菲尔德》），并像其笔下的那棵乌桕树一样，期望“在来年更孤傲地绽放”（《石臼湖边的树》），是这些作品最基本的精神特征。恰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写作必得深入到我们内心中那些最难言的体验中”（《从一次旅行开始》，《星星》2019年第3期），“它只有和一个人真实、内在的生命感发深刻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出力量”（《创作谈》，《草堂》2019年第7期）。

在孙文波的作品中，这种过早到来的“晚景”意识也很突出。2019年，同样也是孙文波的丰收之年。他不仅刊发了两组诗作《随手记》（15首，《芳草》2019年第1期）和《孙文波诗选》（10首，《汉诗》2019年第1期），还出版了诗集《洞背夜宴（2018）》（中国艺文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和诗学论集《洞背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特别是前者，诚如诗人在其“后记”中所说的：“最近两年，我的写作呈井喷之势，竟达到了一年的作品可以编出一本诗集的程度……譬如这本取名《洞背夜宴》的新诗集，其实只是我2018年一年的作品结集”。在2019年的新作中，隐居洞背的孙文波经常会以“老家伙”自况，随手记下自己的日常，怀古（《圆明园游补记》）、徒行（《乙未年六月初六徒步随手记》）、观鹰（《观鹰记》）、听鸟（《麻雀叽喳》）、纪游历（《云南行纪事》），思绪和言语看似闲散或“放荡”，实际上却如庾信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收放自如地容纳万千，处处围绕的还是在表面上散淡、旷达，却又在深处内隐着忧愤的自我——“我听到自己内心中发出的声音”（《麻雀叽喳》），“在洞背村，石头砌成的路/起伏蜿蜒。白云在头顶，海水在天边。/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现实里，/有语言的战场；狼奔豕突，厮杀呐喊”（《在洞背村想到陈子昂后作》）。

当然，在2019年，梁平、杨克、欧阳江河和张曙光等许多“50后”诗人均多佳作。欧阳江河继印度的泰姬陵后，又被埃及的金字塔“镇住”，发表了长诗《埃及行星》（《钟山》2019年第3期），继续着其跨文化的诗学流散。杨克则在祖国大地履痕处处，以其《大东湖》《平凉行》《晨过石壕村兼怀杜甫》《生命的轨迹》等绘写他的“精神地图”（《精神地图》，《上海文学》2019年第11期）。张曙光则在他的《抵达之谜》（《江南诗》2019年第3期）和《不知不觉已到了老年》（《草堂》2019年第6期）等两组诗中，与王家新、孙文波一样，感叹自己“不知不觉已到了老年”，“感到羞愧”（《静止的画面》），甚至“虚无”（《空白》《“一场大雪……”》），但是，他又坚信着“灵魂从死亡中站起，抗拒着时间，像一枚坚果”（《时间的沙子》），这样一种对生命与时间的洞彻，同时也让我们振奋。

三

2019年，很多“60后”诗人在创作中充分地展现诗歌创作实绩与诗学思考，为我们系统梳理这一代诗人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

2019年，最充分地展现诗歌创作实绩与诗学思考的诗歌代群，仍然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诗人。在我的有限阅读中，对于吉狄马加来说，2019年便是更多表达其诗学思考的一年。他在《在时代的天空下》（《作家》2019年第2期）、《用语言创新仍是诗人的责任和使命》（《世界文学》2019年第2期）、《身份、语言以及我们置身的世界》（《作家》2019年第7期）和《演讲与随笔》（《扬子江诗刊》2019年第4期）、《随笔三篇》（《诗歌月刊》2019年第12期）等与温茨洛瓦、阿多尼斯诸位外国著名诗人的对话和自己的诗学随笔中，深入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诗的个体性、社会性与人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对诗的语言、诗人的身份认同、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等诸多问题的丰富思考，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把握吉狄马加的个体诗学，极有学术价值。

李少君的《诗人以其诗歌建构的个体形象》《事件与情境》（《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及《情境的现代性转化》（《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等文，则在强调诗人应该以诗歌创作建构自己的个体主体性的同时，进一步提出诗所呈现的“不是客观的景或者说境”，而是“已蕴含个人情感和认识的境，一个主观过滤筛选过的镜像，经过个人认识选择过的镜像”，“情境，其本质就是以情统摄一切，注入境中，自成一个世界”，其所强调的个体主体性的建构，便也得有所依循。他的《西山暮色》《秋忆》和《雪的怀念》（《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与策略。

2019年，臧棣、胡弦、沈苇、蓝蓝、李南、陈先发、龚学敏、谷禾、哨兵、小海、丁及、古马、刘川、尚仲敏、叶舟、张执浩、韩东、蒋浩、梁晓明、余怒、姚辉、李元胜等很多“60后”诗人都在他们的诗学随笔中表达了他们的诗学思考，为我们系统梳理这一代诗人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诗歌创作方面，胡弦保持旺盛的活力，在其发表的多组诗作中，继续发挥其专注于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特点，深深扎入事物的内部，挖掘、想象、考古，开拓诗境，深度阐释。在其37节共200多行的长诗《蝴蝶》（《钟山》2019年第1期）中，胡弦极其精妙地捕捉蝴蝶飞行、合翅与止息的瞬间，屏息细察、巧以运思，像是一曲音乐，非常灵动地表现了诗人的主体心灵与作为对象的蝴蝶之间的互相开掘与发现，令人叹服。这也正如他在另外一首关于蝴蝶的诗中所写的：“正在飞的族类中，/它最飘忽，最适合捕捉/气候的变化，和你我心中那闪烁/难以把握的瞬间”（《蝶》，《西部》2019年第3期），良有以也！

对于谷禾来说，2019年应该是其创作上的“大年”，他不仅出版了很受好评的诗集《北运河书》（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版），就我所见，还在《诗刊》《山花》《诗潮》等刊物发表了6组共计110首之多的诗作。谷禾的这些诗作，听蝉、记雨、忆故人（《我不轻易赞美这世界》，《芳草》2019年第2期）、观鹭、忆雪、念苍生（《塘河观鹭》《两篇雪》，《诗歌月刊》2019年第1期），系列性地书写村庄（《周庄传》，《作家》2019年第6期）与河流（《北运河书》）。对于其所侧重关注的平凡生活，谷禾自然有喜悦与赞美，但更多的则是见证与悲悯，如同他所欣赏的拉金的诗，“它诉说着平凡生活的种种悲哀”（沃尔科特语），一种如其所言“运用个人经验与想象力，去洞悉并穿越日常的表象”，从而“建立起一个和现实世界息息相通的独特的艺术世界”（《扎根于日常生活的诗歌写作》，《诗歌月刊》2019年第1期）的努力，尽显其中。

四

自觉建构个体性的诗歌世界，是很多优秀的“70后”和更年轻的“80后”诗人们的诗学追求。同时，“80后”“90后”诗人也很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实力与潜力。

实际上，自觉建构个体性的诗歌世界，也是很多优秀的“70后”和更年轻的“80后”诗人们的诗学追求。比如哨兵，这些年来一直专注于洪湖，并出版有诗集《江湖志》《清水堡》和《蓑羽鹤》，2019年的《田野调查》（《人民文学》2019年第9期）应该是其最新的“洪湖诗篇”。哨兵写洪湖，虽常注目于洪湖的自然物候和洪湖人的劳作与生存，其所循此建构的个体性的诗歌世界，显然具有突出的辨识度。但更重要与独特的，是他一方面深怀悲悯地体察与挖掘他们的内在隐痛（《听护鸟员张圣元聊水鬼》《月亮诗》），另一方面，他的个体自我又经常与笔下的人或事物辩诘与对话，往复推进，挖掘、呈现和升腾出一个更加丰富与深刻的自我（《藕》《迷路诗》），这使他的诗歌世界意涵更加深厚。

育邦是我一直期待的“70后”诗人。2019年的育邦成果丰硕，令人兴奋。除了出版一部随笔集外，他还发表了多组诗作，并于《作家》杂志为其所做的“育邦专辑”发表了一首400多行的长诗《七月》。育邦饱读诗书、游历甚广，是“70后”中难得的一位具有“综合性”的诗人。他是小说家、随笔作家，也是一位诗人。表现在其诗中，这样的综合性往往体现为知识分子性与文人性兼备，激情与理性，知识、思想、情怀与江南文人趣味，个人生命体验与文化诗学谱系等多方面融合，如其诗中所写的陶渊明一样，纵浪大化，能够“不断地把自身/从密集的人群中甩出来”（《陶渊明》，《西部》2019年第1期），凝定成一个淡然自适的坚实的主体。此外，在2019年，像朵渔、泉子、缪克构、江离、江雪、飞廉、晴朗李寒、张远伦和津渡等“70后”诗人同样发表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特别是缪克构，还以其《盐的家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和《盐》（《星星》2019年第11期）等诗作，非常成功和有效地建构了自己的个体诗学“盐的诗学”。

从诗歌代群的角度来看，2019年，“80后”“90后”诗人也很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实力与潜力。每一家诗歌刊物都特别地为他们开辟常设专栏，如《诗刊》的“校园”、《星星》的“星青年”、《草堂》的“最青春”、《江南诗》的“新星空”、《诗歌月刊》的“新青年”和《扬子江诗刊》的“新星座”。深圳的《飞地》更是以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为主，推出了两位重要的“80后”诗人茱萸和王璞。《诗刊》的“青春诗会”和《星星》诗刊的“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向来被称为青年诗人的“摇篮”。尤应关注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大家》杂志还联合举办了规模宏大的“中国‘80后’诗人手稿大展暨‘80后’诗歌研讨会”，率先将“80后”诗人系统地纳入诗歌史研究的学术视野。

从性别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女性诗人2019年一如既往地活跃。傅天琳、翟永明、李琦、蓝蓝、李轻松、路也、娜夜、李南、代薇、周瓒、安琪、林雪、宋晓杰、张晓雪、张映姝、颜梅玖、衣米一、寒烟、郑小琼、袁永萍……这些来自不同代群的女诗人们的新作，都常为我所读到。在地理空间上，2019年最具活力与实绩的，我以为主要还是“西部诗群”和“江南诗群”。在祖国的西部，在新、藏、甘、陕、宁、青，有叶舟、古马、阿信、娜夜、人邻、杨森君、梁积林、王西平、张联、成路和扎西才让……在我所处身的江南，在江、浙、沪、皖广阔的“长三角”地区，像庞培、黑陶、邹汉明、张维、王学芯、丁及、叶辉、李浔、王自亮、龚璇、伤水、石人、施茂盛、徐俊国、芦苇岸、高鹏程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和表达着他们的“恋地情结”（段义孚语）。不惟如此，《星星》和《草堂》诗刊的“诗歌地理”、《诗歌月刊》的“诗版图”、《诗潮》杂志的“中国诗歌地理”和《天津诗人》的“京津冀诗歌”“诗版图”专栏，通过对各个地域诗歌群体专题性的重点推介，展现出我国辽阔疆土上生气勃勃的诗歌生态，一位又一位诗人，一个又一个分属于不同代群、性别与地域的诗学个体，以他们富有活力的诗歌实践，共同使我们的国度，蔚为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