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天琳/文

世界上有很多山，最爱缙云山。

就是那个叫缙云山农场的果园，在物质和精神同样贫瘠的年代，用她仅有的不多的粮食和最干净的雨水喂养了我。一个刚满15岁没读过多少书的青年，在山野获得了最初的诗歌启迪。

漫山桃红李白，而我一往情深地偏爱柠檬。它永远痛苦的内心是我生命的本质，却在秋日反射出橙色的甜蜜回光。那味道、那气息、那宁静的生长姿态，是我的诗。

做人做诗，都从来没有挺拔过，从来没有折断过。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永远的果树方式。果树在它的生活中会有数不清的电打雷劈，它的反抗不是掷还闪电，而是绝不屈服地，把一切遭遇化为果实。

什么是诗，这是许多年来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一听就头闷，就像被问到什么是人一样。我作为一个仅仅沉醉于表达和倾吐的诗人，理论水平实在不高，似乎怎么说都说不好。唯一的也是切身的感悟只有一点：诗歌就是命运。写诗就是写阅历，写时代，写人生。

一首诗的完成，必须有生命的参与，用眼泪和血液来写，让读者读到你的脉动和心跳。我曾读过的很多很好的诗歌，感觉它们一个字一个字，都是肉做的。

诗歌来自于生活，这是老话题。但我还是要说，如何让生活在诗歌中恢复它们本来的诗意，这是吸引了我一生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我很庆幸自己，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都深深地沉浸于其中。

几十年来我所写的诗歌，虽然有长有短，有轻有重，有好有孬，但都与我的生活、我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有了这个前提，我对自已的要求其实不高：媚的俗的脏的不写，心没痛过眼睛没湿过的不写。得承认这辈子才气实在有限，可以原谅自己愚笨、肤浅、眼界不辽阔、气势不磅礴，但是，绝对不可以假。平生最鄙视做作、虚假。在一首好诗所应具备的若干因素中，我首先崇尚一个字：真！

同时，我也知道，诗人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诗人的职责就是要通过普通的人和事物、事件以及现场，挖掘到隐藏其间的精神实质，抵达对现实以及历史以及人生的深刻理解。即使是小诗人，也要是真诗人。即使做不了鹰，做不了豹，只是一只蝴蝶或一只蜻蜓，也要以血肉之躯穿越时代风暴，成为这个时代的诗人。

诗人为一个时代代言，应该具有博大的情怀，深深的悲悯。必须关心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关心广阔的公共生活，关心整个人类所共同关注的事情，比如友爱，比如环境保护，比如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人类未来的发展，等等。

一首诗的完成应当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诗人自己，一个是他所属的人类以至人类所属的世界，二者必须是相通的，和谐的，这样才能写出时代的本质和走向，也才能写出诗人对于生命及其价值的真实体验。诗的意义不在于作者的原始意图，而在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想象空间，在于为那种不时呈现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奥妙而欣喜。

我们走过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树、一枝一叶其实都承载着诗人大大小小的梦想。一个诗人，只有背靠悠久的历史，立足脚下的土地，才能写出这片土地上的独特故事和精神蕴含，而只有这种独特的故事和精神，才能因为其新奇、独到而在读者中产生回应。从这个角度说，诗歌的时代性和诗歌艺术的创造性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相信真善美是所有诗人共有的美学基础。要想收获一首壮丽、隆重、伟大的诗歌，诗人首先得具有同样的品质。

我已经年过古稀，却还在诗人堆里混。有好几次采风我都是一队人中最老的一个，常常弄得自己很不好意思。也常常被人问道：几十年了，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说我没有坚持，我就是喜欢。再加上我有一个可贵的致命缺点，那就是永远的肤浅永远的易感动永远的热泪盈眶。

诗人郑玲，郑敏，牛汉，李瑛，屠岸等等，一直在我的仰望中。有幸在这个时代见过他们读过他们。最令人敬佩的是诗人持续的生命力量！他们八十多岁、九十多岁都一直在写，在写，写到生命最后一刻。去年我曾与郑敏女儿同桌午餐，她刚一说出郑敏98岁，我泪水就涌出来，我知道我的眼泪是情不自禁在向生命向诗歌向这个时代致敬啊！同时想起了美国印第安女诗人说的一句话：诗歌是呼吸，能持续给生命提供能量。

更多的年轻诗人的蓬勃气息更是带给我源源不断的能量，我很庆幸我和你们是同一个时代的诗人。

诗人多多在《2010年纽斯塔特奖受奖辞》中曾这样宣称：

当初次听到波德莱尔、洛尔迦、茨维塔耶娃……的音节，一代中国诗人已经在感谢——这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词语，已在接受者手中直接成为命运。

诗，以其瞬间就能击中的力量袭击我们，在击中处，我信此力也能从我们传递回去。

自此，我的国界只是两排树。

诗人多多的这一段诗歌告白，回顾了“严厉岁月里创造之手的传递”，也提示了一个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语言位置，那就是生活、呼吸和写作于“两排树”之间。也许，在李白、杜甫那个时代，诗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足的语言文化体系内，但到了20世纪，诗的国界上就出现了“两排树”，神秘的语言气流、创造的活力就在这“两排树”之间相呼相唤地穿行。如果离开了另一排树，这一排树就将枯萎。

这也让我想起了歌德对“世界文学”时代的预言和提示。如今，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都不可能只在自身单一、封闭的语言文化体系内发展。汉语言文化当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传统也需要重新引入当下，杜甫过去是以后也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榜样。但我们同时依然仍需要其他的文学参照，需要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历史时空中来把握自己的写作。回到那个隐喻：如果离开了另一排树，我们不仅听不到语言对我们的召唤，我们迎来的也将是枯萎、僵化和死亡。

张执浩/文

毫无疑问，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审美的碎片化乃至时代趣味的碎片化，都成了一桩不争的事实。碎片源于多元，多元源于既有评价体系的坍塌。现在看来，这样的趋势几乎没有逆转的可能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从不适、不快到半推半就，再到坦然接受，最终在既成事实中端正心态，从容应对，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做到何其艰难。阅读和写作的碎片化带来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对我们原已形成的文学经验的解构与冲击，写作者必须面对纷至沓来的信息云，几无甄别的时间和筛选的转换空间，它凸显出了个人生活的被动性，以及乏力感。自我的丧失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表面上的自由在不经意之间化为无形的束缚，由此悄然取缔了我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心灵根基。其次，评判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传播平台的圈子化，造成了美学趣味的巨大分野。在貌似“人人都写的好”的自媒体空间内，排异性越来越强，诗学共识越来越小。写作者大多从个我经验出发，不在乎公共经验的入口与出口，由此带来的繁闹（并非繁荣）和淤塞，已经在文学界至少是诗界蔚为大观。

在碎片化的世界里，每一天都是呼啸，每一种行为都被裹挟，从喧哗到狂欢，从狂欢到虚无，循环往复，没有休止。在这样的存在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其实已经不是往日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生活的现实——这个曾经被我们视为文学营养之源的现实，而是隐秘的心灵现实，那个在不停追问着，跳荡着，又无处依附的内心世界，它同样在精神的雾霾中若隐若现，而等你靠近时，却又发现，它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写作者不甘于虚假的表达，又做不到真实地呈现，于是，就有了各种无以排解的愁怨。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才是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真实处境。如何尽可能地减少“精气神”的耗散，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克制。克制是对我们情绪的一种约束能力。眼下的这个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情绪化的，理性之光已经很难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汪洋大海，映入我们眼帘的大多是波涌状的事物，动荡的，变幻的，潮汐般的景象，貌似壮观宏大的场面。克制我们的情绪意味着，你必须准确地找到你自己的立场，并确立自我的精神场域，以此抵御各种各样的戾气。在我看来，中国新诗经过百年的成长，尽管羁绊磕碰从未停止过，但已经逐渐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验和教训，“小传统”之说并不过分。一方面，那些试图否定新诗的合法性的谬论可以休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而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纳已有的诗学成果，最终打通与传统之间的隔阂，形成一套既有来龙去脉又通畅无碍的审美通道。自信心才是我们抵御戾气的有效武器，而这样的自信必须建立在我们对百年新诗公允而客观的评价之上，从源头探来，百舸争流，到百川归海，只有明了了文学的大势，我们才能有稳定的方向感。

另外一个词是：克服。就我个人的写作来讲，我一直觉得“克服”这个词在我人生的几个节点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心怀克服的愿望，所以在面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这一巨大而空濛的命题时，我们没有逃逸，而是选择面对困境，并在困境中找到了支撑自我的力量。怯懦，厌倦，虚弱甚至虚无，从来都会与我们的文学生活如影相随，短暂的摆脱，然后长久的面对，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我们克服不了这种宿命的处境，就会在迷狂中丧失自我。因此，我始终认为，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在优秀的文学作品里，挣扎的力量才是最富魅力的人性力量。如何在我们的写作中呈示这种力量，如何趋善祛恶，获得生命的圆满与醇厚，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是我们的生活态度，它决定了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高度，以及在生活中所秉持的操守与尺度。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引用过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的一段话，他说：“像我这样的诗人，就是所谓的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包含在这个群体的声音中。”在我看来，如果我真的能够像他一样“内心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那么，我就觉得我至少不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而是一个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坦然呈现给这个世界的人，而我发出的声音也将源自这样一具真实的血肉之躯，真诚，勇敢，带着我天然的胎记，迎来明心见性的那一天。

时代的碎片化既然已经无可逆转，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培养出一种在碎片之上精雕细琢的能力。这也是近年我在对命运的顺从感做出呼应之后，选择的一种写作态度。它不是策略和姿态，而是生活本身。耐心，从容，把个人的写作纳入到人类广阔的生存背景之下，视诗歌为一种与心跳之声相若的振波，仔细聆听它的每一次震荡，用以感知生活，测试我们的精神厚度，回应生命的意义。而所谓的空谷足音，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人的心跳声在苍茫人世之间的回荡。

刘汀/文

新时代诗歌：一种在阐释中充实的总体性

新时代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新的总体性，在各行各业，这个既标示着历史性时间，又标示着现实生活时间，同时还具有意识时间性的概念，正在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能指”，而它的“所指”，绝不仅仅是固化的词条或单一的理论体系，它关涉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文化想象、个体意识等所有层面，因此，这种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先于现实的，它需要生活在新时代的人们不断地去阐释和充实。或者说，借用古人的话，需要“学而时习之”，这种总体性既需要以巩固和更新为目的的学习，更需要不断去实践。只有落实到最为细小的生产环节，理论概念才能生根发芽，才能具有实际性的力量。

新时代诗歌需要重构现实主义

具体到诗歌领域而言，对“新时代”这一总体性的阐释和实践，需要重新理解、认识和建构我们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既包括传统的现实主义及其写作的方式和思想资源，更面向当下甚至未来的现实可能。比如，我们在当下的诗歌写作里，需要警惕对日常生活琐事或所谓“小确幸”的过度沉溺，而是应该鼓励一部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当然这种史诗必须是切实的、有现实基础的，而不是文字游戏。

在一个国家的庞大现实中，文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之物，它是形成民族整体性的最重要元素；在文学之中，诗歌也绝非有些人所说的弱势文体，恰恰相反，相比于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体裁，诗歌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性：它直接、深刻、高效、隽永，能够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地获得读者、影响读者。因此，诗歌写作的现实主义重构，首先是要求诗人们真正关切自己身处的现实：不仅是身边的现实，更是远方的现实；不仅是个人的现实，更是群体的现实，不仅是当下的现实，更是未来的现实，不仅是日常的现实，更是理论的现实。

现实主义诗歌的现实感与现实

现实如此丰富，社会如此广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重构着力点到底在哪儿呢？这需要回到诗歌写作的本体上来，也就是：写什么，怎么写？尤其是新时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到底写什么，怎么写？我觉得，我们要写的并不是具体的现实事件，而是现实感。它是我们和现实之间的一个中间物，也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脐带。而我们诗歌包括其他文体所做的，则是为其赋形，是让脐带发生效力，输送血脉和养分。不妨做一个比拟，现实在形态上是水，全部的水都由氢二氧一构成，但每一种水却各有其特性。因此，即便是同一片大海、同一个游泳池、同一杯清水，对不同的诗人来说所提供的现实感也是不同的。我们的触角，需要通过具体的现实事件，进入到人们内心对现实的感受、感觉、体验之中，我们要写他们的心中所想，而不是眼中所见。因为在本质上，诗歌是心灵史，而不是身体史。

现实是叙事，但现实感能同时容纳叙事、抒情和议论，因此，它不单纯是时下流行的“接地气”“贴近肉身”“个人性”等写作，它还应该包含有对百年新诗的传统的吸纳、对海外现代诗歌的借鉴。我们的现实感，必须基于今天所处时代的全部复杂、多变的现实而建立，我们的诗歌写作，必须勇于承担它命定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