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先生自选诗学文章之五：

公刘先生是当代极具影响，且为我所十分敬重的诗人。正因为如此，他对纯诗的看法才格外值得商榷。在不涉及个人选择和创作实绩的情况下，我的商榷仅集中于如下一点，即诗与政治的关系能否作为纯诗真实性的试金石？

严格说来，这个问题本身就不能成立。因为诗与政治的关系所涉及的是诗的社会功能，并且仅仅是一方面的功能；而纯诗作为一个诗歌美学命题，所涉及的乃是诗歌这个古老的艺术如何得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本体依据。二者不仅处于不同级别、不同层次，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我们只能因其设置的不同理论目标予以不同对待，而不应让它们在同一平面上彼此对峙，相互取消，更不应将功能的考虑置于本体的追问之上。苹果可以用来解渴，亦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充作进攻或自卫的武器；但这和探讨其内部分子构成或自身品种改良永远是两码事。至于它何以会在人类创世神话中成为食之而知善恶、识廉耻的“禁果”，就更不是一切有关苹果的功能考虑所能企及的了。尽管如此，考虑到公刘先生在这一问题上令人吃惊的失误及其所可能具有的现实意义，我还是愿意赘言几句。

　　公刘先生指斥纯诗为“虚妄”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即政治不但是诗歌创作无法回避的客观规范，而且是后者有无价值的天然衡器。我注意到，为了使这一原则立场与历来“为政治服务”和“政治标准第一”的陋习划清界限，他作出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他对“那各高呼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不过是为各个时期各个领导人的或者彼此承续或者互相矛盾的(还有自相矛盾的)政策条文乃至言论、批语服务的诗歌”，再次进行了严厉谴责，并将其作为“反诗”而划出“诗与政治这一命题之外，”从而严格限制了他的观点所适用的范围；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访问西德过程中所发现的政治概念在“语义学上的重大演变”，即无边的泛化倾向的着意介绍。试图提供一种对政治的灵活、多样理解。不过，他的原则立场本身并未因此有丝毫改变。对政治的灵活态度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了“诗与政治”这一命题所具有的严重性。在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政治的渗透度越来越得到了强化”的当代图景之后，他断然认定，“明明生活在政治氛围中，却偏偏要去创造真空，那只能是徒劳无功的白费劲而已。”他进一步警告说：“其结果恐怕正中政治的下怀──帮了它的忙，为它涂脂抹粉不算，而且陷自身于称为对手实盟友的可笑位置。”

　　没有理由认为公刘先生是在耸人听闻或虚声恫吓。他在以他过去的全部(其中大半是惨痛的)经验对我们说话，其真诚程度不容置疑。在必须对政治的 严峻性有所充分估计这一点上，我想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关键在于：置身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现实与超越之间，诗人和诗究竟应该，或可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淡化政治”是否就意味着“创造真空”？诗中是否存在这样的真空？诗人的政治态度果然就只有或为对手或为盟友两种形态吗？其独特性又体现在哪里？

　　在所有类似的问题上，公刘先生都表现得象一个单向的“反映论”者和“历史决定论”者。(这和他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果敢能动和独立不依的精神形象看起来很不协调，实际上却互为补充。和大多数诗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矛盾全体——此处不论)他似乎忽视了，诗和诗人的本性正在于其超越性，对政治过于持久而集中的注意已经凝定成他的某种内在眼光，并使他无意中陷入了理论上的困境：其一，从道德的角度抨击那种低劣的“政治诗”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将其摒弃于“诗与政治”这一命题之外尽管是明智之举，但不应忘记，这种诗在思想渊源上与那种道德上并不“邪淫下 贱”，甚至非常高尚完满的“为政治服务”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不过是后者在特写条件下发展到极端的丑陋形式而已。不从这一根本上进行清算，无异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二，无论把政治内涵扩大到什么程度，也不会增加或减少一分它对于诗的吸引力和有效性；恰恰相反，当它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和“现实”、“人生”、“历史”等概念互换时，它自身，从而“诗与政治”这一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形式逻辑的错误。

　　说到底，诗和政治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前者包容了后者而决不被后者所包容。在中国，讨论诗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有特写的背景和涵义。十余年来中国诗歌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其中最重要的之一，不就是逐步消除了政治对诗的强 权控制，确立起诗人的主体地位，从而初步达成了诗的独立吗？此前政治与诗的关系是充分一体化，且前者处于垂直支配地位的；现在则经由倾斜、偏离而渐趋平行。这实在是值得庆贺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将政治作为诗的客观规范和价值尺度来加以强调，不能不令人困惑。当然，我理解公刘先生的本意是希望诗人们积极介入现实生活，悉心关注国是民瘼，但这和前者属于两个范畴。诗在这方面自有自己的尺度。先生在解释诗歌史上的“淡化政治”现象时表现出了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为什么一旦面向当代，就显得那么隔膜和苛责呢？

　　当代诗歌注定要走上淡化、疏离政治的道路，以便彻底告别昔日的奴隶和附庸地位。这并非如公刘先生所说，是因为有一派人存在着“洁癖”，也不是一时被迫的、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带根本性的战略转移。在一般意义上，它是诗人们用以维护和表达目前尚很脆弱的诗的主权和尊严的特殊方式；在超越的意义上，则是充分意识到诗的独特领域和独特使命的体现。无论如何这是相当一部分诗人主动、自律的别无选择。相对于强 权关态下的被动，他律的别无选择本身就充满民主的政治意味。

　　强 权状态下的政治──诗歌一体化使诗不得不陷入长期的意识形态对抗之中。当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政治竭力要求诗成为供其驱策、愚弄人民的工具和赞美合唱队时，被支配的诗则竭力充当人民的代言人，并执行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这还是在最好的情况一。例如1979年前后的中国。当时诗歌创作出现的繁荣局面──这种局面主要由隐而复显的所谓“归来诗”和迅猛崛起的所谓“朦胧诗”构成，至于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冲突，显然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不无关系──表明，诗在这种意识形态对抗中开始占据上风，需要解释的是那种局面何以会转瞬即逝，以至迷恋于此的部分诗人、评论家和读者不耐梅 度的期待焦渴，竞相发出不绝于耳的“不景气”的指责？

　　原因非常复杂。但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众多诗人们迅速放弃了上述意识形态对抗。可以说一些人很快识破了这种对抗不过是政治──诗歌一体化的产物，而并非诗的真正理想状态；也可以说这种高强度的对抗需要极大政治热情，而远非每一个诗人都具有这样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对抗本身所潜伏的危机(并非仅仅相对于现实自下而上，也包括无穷的精神耗损)使一些人暗中恐惧，因此立意逃避；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抹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随着社会──文化越来越走向相对开放，诗也越来越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由王国，而不是直接受制于现实的必然领域。不是别的，正是新的可能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抓住了不同的诗人，诱惑以致迫使他们作出不同的选择。经由这种选择，表面看来是消极的政治退避被转化成积极的诗歌自身建设，后一方面的要求较之诗所应承担的社会政治责任决不是无足轻重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迫切。

　　弃置意识形态对抗使诗越来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行为。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生命情感领域的巨大发现和新的诗歌表达方式的探寻。在逐步失去统一的精神背景和目标的情况下，语言就取代观念而日益占据诗人们的意识中心，换句话说，诗成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在青年诗人的创作中，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朦胧诗”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而大量使用意象和私立象征还只是端倪初现；随后，“寻根诗歌”(姑从俗名之)以反思所激发的非同寻常的生命──文化热情，开辟了一个与传统诗歌迥然有别的表现领域，并显示了复杂得多的表达考虑；到了所谓“第三代诗人”，继续深入的必要和困难甚至导致了生命──文化──语言领域内更趋极端的反叛以至暴 乱。传统诗歌观念和诗歌形式受到全面挑战。在不同方向开展的各行其是的语言和文体实验已经使得一般的概括变得非常困难。所有这些不过是当代诗歌偏离政治、集中关注自身的先锋体现而已，事实上它的规模和阵容还要大得多。在很大一部分中老年诗人那里，以及在近年来迅即成熟的“女性诗歌”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它们表面上的漠不相干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特征的辨认。

　　上述种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或者说失败的程度更大。但正如公刘先生所认可的：“一切探索，包括失败的探索，都是必要的。”不过，这一认可同时也就自我反驳了他认为纯诗“纯属虚妄”的说法──因为这些探索的价值取向恰好指向纯诗(无论按照公刘先生的定义，或是按照我在下面将要提到的定义，都是如此)。不管其成败得失怎样一目了然，或是有待具体勘定，它显然也没有致力创造什么“真空”。恰恰相反，正是在持续偏离政治的过程中，当代诗歌初步形成了与之对称的多元化格局。公刘先生所希望、所倡导、所身体力行的广义政治抒情诗(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无疑是，并将继续是其构成部分，但也仅此而已。它无法，也无力把它自己的局部价值推广为全局的评判尺度。

　　我说“目前”，是因为考虑到了当代诗歌局面进一步变化的可能。广义政治抒情诗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取决于诗歌意识形态对抗的强弱。“工具论”的破产显然已内部削弱了其势头。但对抗仍将继续下去。我不认为这种诗是所谓“意识形态幻觉”的产物，它有它的真实领域。它曾经是诗的光荣，在今天也仍然值得向它表示敬意。不过，随着政治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增加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进一步普及，特别是经济逐步取代政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上帝”，它也越来越需要警惕陷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式的悲哀境地。面临商品化洪流的冲击，它将或者进一步削弱下去，或者转称对抗阵地和对抗方式。同时，诗歌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将迫使它越来越在更大程度上接受美学的检验，而不是社会舆论的检验。这里我们看到，公刘先生的逻辑前提恰恰需要颠倒过来：不是政治(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或其它什么东西，而是纯诗，将越来越成为诗所无法回避的客观规范和价值尺度。

　　行文至此我甚至还没有就“纯诗”这一命题作出多少的表述，而只是致力于某种有关的驳论和澄清。这个缺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想凡是读过瓦雷里《纯诗》一文的人都能体会到，我对这一命题不会有太多的话要说。以下摘录数节，以表明我的认同。

　　我们所说的“诗”，实际上是由纯诗的片断嵌在一篇讲话材料中构成的。一句很美的诗乃是诗的一个很纯的部分。

　　纯诗是从观察推断出来的一种虚构，它应有助于我们弄清诗的一般概念，应能指导我们研究语言与它给人的效果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也许，说“纯诗”不如说“绝对的诗”好；似乎应当这样理解，即把它看作一种探索，探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效果，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探索词与词之间的共鸣关系所产生的效果；一言以蔽之，这是对语言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

　　独立的诗情……与人类其它情感的区别在于一种独一无二的性质，一种十分奇妙的特性：它倾向于使我们感到一种幻象，或一个世界的幻象(这个世界中的事件、形象、生灵、事物、虽然很象充斥于普通世界的那些东西，却与我们整个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密切关系)。……我们的身上包容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包容了我们──这就是说，我们拿它没法，我们不能对它施加作用以改变它；反之，它也不能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巨大作用力并存。它变幻莫测地出现和消失……

　　纯诗概念是一种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理想极限……(以上均引自《纯诗》，重点系原文所有)

　　这里关于什么是纯诗。纯诗作为诗歌理想和具体诗作的关系、作为独立诗情和日常情感的关系、以及它在诗歌领域内具有最高真实和终极价值的地位等问题都被──涉及，并得到精辟和透彻的阐明。此外，例如罗伯特·潘·沃伦的《论纯诗和不纯的诗》也有非常出色的有关论述。这类纯诗理论作为诗歌真理大都普遍适用。困难的是如何在创作中领悟、坚持这一美学原则和在批评中具体、灵活地运用这一价值尺度。

　　不言而喻，尽管对纯诗的关注远不自今日始，但对于当代诗歌来说，似乎只是到了今天才显得特别真实。这种真实性得到了下列外部和内部条件的支持：

　　──现实中和思想上偶像崇拜的破灭；

　　──实行强 权控 制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解体；社会──文化走向对内对外开放；

　　──传统社会、文化、思想、艺术价值受到全面质疑和重估；

　　──放弃简单、僵硬的意识 形态对抗而返回自身的诗歌自我意识；

　　──“个人化”和多元化相互生成的总体诗歌格局的初步达成；

　　──相当数量的较为合格和优秀的诗歌文体；

　　──等等。

　　其中有些我于前已有所论及，限于篇幅，余下的已无法──展开，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能对确认纯诗命题所具有的现实和普遍意义作出更具体的阐明，而只能提纲挈领式地表达我的如下认识：

　　──为多年来在自下而上、价值、自由和语言的困境中沉浮的当代诗歌提供一个自身相关的信念(参见拙作《目前新诗的困境》，载《星星》诗刊1988年第8期)；

　　──为多元化所造成的相对主义价值观盛行提供一个绝对的价值指向，使“多元化”不致沦为一个空洞的价值躯壳和低能者自我实证的遁词；

　　──在鼓励深入进行诗歌领域内的各种探索和实验的前提下，使创作和批评进一步向文本和语言集中，以便澄清目前诗坛的全面混乱，使之具有在上升中形成新秩序可能；

　　──促进超语言的诗歌形而上学(诗歌神学或灵魂学)和以语言(包括语词结构、语义和超语义、音律、音义协同等等)为中心的诗歌科学的发展，以建构真正本体论意义上的新诗学。

　　──进一步改变、改善偏重政治伦理、经世致用的民族文化──审美习惯，在审美惰性和商品化大潮的双重夹击下，吸引和继续创造出真正合格的诗歌读者。

　　──等等。

　　或许这些考虑不免有些好高鹜远，但并非不切实可行。它们当然也能够征引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诗歌自身的历史)以为依据。但我宁愿不这样做，因为更重要的是重建和超越。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纯诗的追求既不会妨碍诗人们在不同领域内对素材占有和对不同创作方法的选择(既然它是“对语言支配下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也不应导致与现实(包括政治)无关的现象(我们的语言和感觉领域只能是现实的)；同样，它也不和诸如“非诗”成份的大量渗透和“反诗”的实验倾向根本抵牾。真正的纯诗，乃是那种无论在最传统或最“反传统”、最习以为常或最出人意表的情况下，也能体现出诗的尊严和魅力的活的诗歌因素。

                         1989年元月6-12日北京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