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起了自身丰富的艺术和精神传统，其中新诗批评对于指正每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弊病并引导新诗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新诗批评自身的发展演变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步，今天新诗评论的功能与早期相比出现了 明显弱化的发展趋势，其自身的征候越来越明显。

当代诗歌批评从高雅的艺术立场迅速下降为低俗的名利经营，很多诗歌评论者放弃了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诗歌评论者在当代已经从诗歌爱好者或诗人的身份过渡为一种学术职业，不像20世纪上半叶的诗评家多是纯粹的诗人，一些对新诗没有感情的人迫于生存的压力而选择了诗歌评论的道路。当前的诗歌批评队伍大抵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延续了现代诗歌批评传统的诗人型评论者，二是身居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院型评论者。前者的批评动因多是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或生活体验有感而发，后者的批评动因则相对复杂，除了对诗歌的热爱之外也有学术考评的驱动，因此难免会使有的评论者急功近利地将诗歌评论作为应对工作考核或职称评聘的成果依据。诗歌批评的职业化并不是坏事，很多诗评者在名利的诱惑下失去了职业操守才是令人 担忧的症结所在。商业社会的批量生产模式迅速渗透进了诗歌领域，有些评论者想出了很多“速成”成果的方法，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学者的学术道德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上世纪90年代，冯至曾指出一些诗评家不负责任的选诗行为，他们往往没有统一的诗歌审美标准，而且缺乏仔细阅读作品的耐心和勤奋，其主编的诗歌选本多是让作者推荐并阐释分析自己认为满意的诗作。此行为集中反映出编者主体性和学术道德的沦丧，诗选中的作品由于作者的审美差异而体现出千差万别的艺术风格，这种由几十上百个诗人拼凑出来的选本进入图书市场后会模糊读者辨别诗歌的能力。更有甚者，一些诗歌评论家借助编选诗歌的幌子，要求作品人选了的诗人“每人交编审费五元，稿、款均从邮局寄到”，完全把神圣的诗歌批评变成了钱权交易，部分诗歌评论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选你的诗给你扬‘名’，你必须给我以五元人民币的‘利’。有朝一日，或许还把这部诗选填在自己的‘著作’表上，作为提职升级的根据。” 如果将诗歌批评职业化或产业化，将诗歌批评视为获利的途径或者提职升级的资本，不仅会败坏圣洁的诗歌创作环境，也势必会导致诗歌批评功能的消失。

当代诗歌批评的锋芒开始钝化，评论者“温文尔雅”的言辞对诗歌创作不再具有指导意义。很多诗人在辛苦写好一部诗稿之后，总希望找个知名的评论家写点阅读感受，目的当然是为自己的作品寻找知音或真诚地希望有人指出创作的不足，不过也不排除有人借他人之名来宣传自己作品的目的。按照常理，不管诗人怀着什么样的目的邀请诗歌评论者作文批评，其都应该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从“批评”的立场指出诗人创作的成败得失，而不应该免去阅读作品的“案牍之劳形”，仅仅从“褒扬”的立场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好的诗歌评论将会促进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为读者进入诗歌文本提供非常重要的“前理解”，反之则会误导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妨碍诗歌的接受和传播。在这一点上，经过现代诗坛批评风气侵染的诗人或学者在写诗歌评论时总能很好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利弊，比如卞之琳先生上世纪80年代在给徐志摩选集作序时就比较客观地指出了徐氏作品的不足：首先，“他的自知之明也有限度。说好，是他能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说不好，是他缺少把握”。在自己出版诗集的时候，把别人认为好的诗放在醒目的位置，把遭受了别人指责但其实并不差的作品删掉等显示出徐志摩对自己的作品没有十足的把握。第二，“他的音律实践始终不注意严格以‘音组’或‘顿’来衡量，他的韵律（押韵方式）也还是不大讲究”。或许有人会说，卞之琳面对一个已经辞世多年的诗人，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恣意批评指责，以此认定这辈人诗歌批评的风度未免失真。但是如果我们看了卞之琳对当时还活跃在诗坛上的年轻人的批评就会心悦诚服，试以他对江弱水先生作品的批评为例，他的批判文字连续用了很多“并不稀奇” “不算稀奇” “不足为奇”等来说明对象的“普通”，直至面对诗歌时还说：“读弱水最初寄来的一些短作，一方面钦佩它们诗思脱俗，技巧圆熟，一方面未能免俗，条件反应似的，惋惜它们调子有点低沉。”如果我们今天的诗歌批评者面对徐志摩这样的诗歌大师还能够像卞之琳先生那样保持“批判”的态度，面对江弱水这样的可畏“后生”依然能针砭利弊，那诗歌批评就会发挥其对诗人创作的引导作用，就会使诗人明确诗歌创作的不足和亟待改进加强的地方，从而创作出更加优秀的诗篇。

当代诗歌批评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艺术立场，在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的同时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诗歌批评应该及时指正当下诗歌创作的不足，以免诗歌走上迷途而难于回归正常的道路。早在新诗的发轫阶段，闻一多先生就意识到了新诗批评应该具有当下性和及时的针对性：“我很怀疑诗神所踏入的不是一条迷涂（途——引者），所以更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早些儿讲是枉费精力，晚些儿呢，又恐怕来不及了；只有今天恰是时候。” 但是在当前的新诗批评界，很多人借助“多元化”和“个人化”的名义进行着我行我素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活动，似乎只要有了这样宽松的语境就可以不再顾及诗歌创作的常态或正常的艺术追求。近年来，不断有人从低俗抑或媚俗的角度制造诗歌的新潮话语和写作路向，他们冲破了诗歌艺术及精神应当坚守的底线。但即便如此，也会有人对之进行义正词严的评论，牵强地赋予这类诗歌时代精神和艺术创新的冠冕。比如2006年8月出现的“梨花体”诗歌事件，本来诗人赵丽华从事诗歌创作的行为和艺术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包容的，但倘若有人将之视为1916年胡适之后中国新诗史上又一桩革命性事件的话，则未免过于肤浅和武断。对 “梨花体”诗歌的主观性甚至炒作性拔高不利于人们明确诗歌语言形式及精神内容的正确方向，也不利于从事“梨花体”诗歌创作的诗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当年“反赵派”和“挺赵派”难分高下的论争终于在短暂的喧闹后尘埃落定，“梨花”也随之散落诗坛，但它留给诗歌批评的反省却远远没有画上句号。当年那些执迷于“梨花体”的诗歌评论者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和目的去对待这新出现的文学事件已经难于考证，但面对诗歌语言和情感的明显下滑，很多评论者丧失了艺术鉴别能力和学术伦理却是不争的事实。又比如2010年 10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车延高，由于官员的身份和部分作品语言的平实，就被冠以“羊羔体”的称号。2015年之初，余秀华的诗歌借助网络一夜传遍大江南北，因为诗人的“平民”身份和迅速出名的事实，也让很多论者在不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大放厥词。更多的时候，有人乐意制造诗歌事件，将诗歌创作与大众娱乐捆绑在一起，导致诗歌成为不断被人讨论的笑柄。《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在近来的一连串恶搞事件中，诗歌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一—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的文章，间接地说明了部分诗歌评论者或专营诗歌的人由于缺乏对诗歌批评功能和责任的操守，助长了诗坛的歪风邪气，其庸俗的评论“折断了诗歌的翅膀”。            

当代诗歌批评缺乏独立精神和批判勇气，很多诗歌评论者由于没有坚定的艺术立场而使自己的评论文章成了诗人的“同谋”。早期的新诗评论总能将作品的亮点和瑕疵明确地指出来，遇上不如意的地方还可能采用非常激烈的言辞加以指责。比如新诗史上最早的诗歌评论文章之一《〈冬夜〉评论》，诗人型的评论家闻一多在文章中首先肯定了俞平伯在诗歌音节上的长处，但对于诗节和诗句的构造则给予了大肆的批驳，并认为这是一部缺少幻象的作品，整个文章洋洋洒洒写了六大部分，基本上都是在批评《冬夜》的不足。我们不妨摘录其中的几句：比如在批评《冬夜》的音节时：“破碎是他的一个明显的特质。零零碎碎，杂杂拉拉，像裂了缝的破衣裳，又像脱了榫的烂器具。”又比如文末对《冬夜》做的总体性评价：“大体上看来，《冬夜》底长处在他的音节，他的许多弱点也可推源而集中于他的音节。他的情感也不挚，因为太多教训理论。一言以蔽之，太忘不掉这人世间。”今天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与上世纪20年代相比更加繁荣，但凡是熟悉诗歌评论的人也都会知道，要在今天繁多的诗歌刊物和理论刊物上找到像闻一多这样语词严厉的批评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哪怕在网络这个受限制和束缚相对较少的媒介中也难以找到此类正面的从学术立场出发撰写的诗歌评论。更多的时候，我们读到的是与诗人的作品和意愿惺惺相惜的文字，从诗评中全然看不出诗歌的缺点和不足。为什么今天的诗歌评论会走到如此温和的地步呢？从诗人的角度来讲，没有一个诗人愿意看到对其作品的评论会是满篇的批评，他们往往以为自己的作品可以和某某名诗人匹敌甚至超越前辈诗人，因为的确有些献媚的评论者会对艺术造诣全无的作品进行“过度诠释”，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傲气。所以，一旦有人指出其作品的缺点，便会觉得异常刺目和刺心，不但不会感谢别人的“忠言”，反而会怒目相向。从评论者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都是受他人的邀请才去写作品评论的，而邀请者希望被邀请者写的诗评是褒扬还是贬损便不言而喻了，假如你忠实于艺术原则而违背了诗人邀请你写评论的初衷，那写出的文章也许就不会有见天日的机会，同时也会因此而得罪诗人朋友。因此，很多时候是人为因素阻碍了人们善意的评论，并导致了今天诗歌评论独立精神的萎靡。

当代诗歌评论具有浓厚的圈子意识，褊狭的学术眼光和宗派思想阻碍了诗歌真正的多元化艺术取向。中国新诗步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谢冕、孙绍振和徐敬亚分别从“宽容” “诗性”和“真诚”的角度出发来捍卫诗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宽松的诗歌语境下，各种“主义” “派” “代” “写作”等后新思潮走马灯似地在中国诗坛上循环上演，林立的诗歌派别和社团使诗歌创作出现了混乱的多元并逐渐疏离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现场。据徐敬亚先生统计，从1986年到1988年这短暂的两年时间里，中国标以“现代主义”的诗歌社团就有70多个，很多社团在没有艺术主张的情况下抱着争夺话语权或进入文学史的目的横行诗坛，他们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一味地对本社团的诗歌进行吹捧似的评论，对其他社团的诗歌则加以无情的批判和诋毁，在圈子意识的指引下失去了诗歌批评的艺术立场和思想立场。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圈子化的诗歌批评在中国现代诗坛也十分盛行，最典型的就是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论争。我们承认创造社的文学批评方式显得比较激进，语词中常常夹杂着谩骂，比如郁达夫在《艺文私见》中认为那些不具大师风格的译者“都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物去”，后来又在《夕阳楼日记》中将没有知识素养的作家比喻成“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不过创造社批评的锋芒并非仅仅针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对于他们内部的同人而言，如果作品中出现了重大错误尤其是“硬伤”，依然逃脱不了尖锐语词的嘲讽和批评，哪怕是对他们的主将郭沫若也不例外。这从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文学批评不是党同伐异，而是本着提高文学质量的原则。比如田楚侨先生在《创造周报》第47号上发表了《雪莱译诗之商榷》的文章，指出了郭沫若翻译的不足：“西风歌原诗格律谨严，若照郭君自己的，及仿吾君的译诗主张，郭君的译诗，只算是忠实的直译，而尚未顾到原诗的神韵。……至于拿坡里湾畔书怀一首，却能保持原诗的风格。不过据我看来，恐怕有一两处，被郭君误解了。”这种批评语气算是比较温和的，而孙铭传先生发表在《创造曰集刊》上的《论雪莱〈Naples湾畔悼伤书怀〉的郭译》一文中有这样的批评语句：郭沫若译诗中的很多词语对原诗而言“可谓蛇足，蛇足添得不巧，疑是蜥蜴”。这种用最丑陋的动物去比喻拙劣的翻译作品的做法与郁达夫用“清水粪坑里的蛆虫”的批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妙。倘若创造社尖酸刻薄的批评话语只是用于对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指责，我们就会怀疑创造社批评观念的公正性；但如果对郭沫若等同人的指责都如此愤激，我们就不能不从创造社批评风格的维度来寻找原因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创造社对文学近乎刻薄的批评并不只是出于与文学研究会对抗而使用的权宜之计，他们对所有的作品都把持着相同的尺度，这不难看出当时文学批评的公正性和学术性。他们在维护自我团体利益的同时，促进了整个文坛创作风格的多元化，使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为闪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夺目的两颗明星。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论述的当代新诗评论的征候并不是针对所有的诗歌评论，任何时候都有大量负责任的诗评人默默地在诗歌的沃土上耕耘劳作。而且除了以上所论述的内容之外，当代中国新诗批评的征候还体现为远离诗歌现场、移植西方批评模式、把玩理论术语和概念等等。希望所有的诗人和诗歌评论者能够担当起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和艺术角色，坚守诗歌批评对诗歌创作的批判和引导功能，为新诗的复兴贡献微薄之力。

来源：《旗手与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