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济阳县，它在济南的市郊。我们那个村子叫白杨店，我是从5岁到13岁，也就是从1937年到1945年，一直在这里生活。在我的印象中，故乡很干旱，也没有电。这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地区，虽然它的北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但是，我觉得它很可爱。尤其是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非常善良、淳朴、憨厚，邻里关系都非常和睦。但在解放前，那里的妇女地位很低，都要被缠小脚，穿着打扮也受到严格限制。小时候，我对两种人印象最深。一个是八路军，战士冬天穿着单衣出操。指挥员问：“同志们，冷不冷？”都说不冷，其实浑身冻得打哆嗦。我们村的民兵非常勇敢。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毫无畏惧。再一个就是日本鬼子，做尽各种坏事，令人深恶痛绝。因为这些，从小我就知道，要做一个爱憎分明的中国人。

高平：小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家乡的童谣、民谣。奶奶经常给我唱：“光明奶奶，爱吃韭菜，韭菜不烂，爱吃鸡蛋”，“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我觉得，这些歌谣、民谚怎么这么美，还那样形象、押韵，充满浪漫色彩。“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这短短的8个字，那种画面，那些意象，多有动感。所以，这从小在我心里种下了爱好诗歌的种子。后来，我又接触到说唱艺人。那时，说大鼓书的艺人常到村里演出。他们说的书，既可以抒情也可以叙事。此外，母亲上过小学，会背很多唐诗，经常教我背诗。父亲也很喜欢文学，他喜欢背诵古文。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吟诵的样子，摇头晃脑，很投入。我后来是从课本上接触到新诗，胡适、周作人、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我的诗歌创作开始得比较早。有一年，因为战乱危险，父亲就带着我躲到亲戚家。他们在那里聊天，我一个人没事干，就在一个纸烟盒上写了一首打油诗：“闷坐室内自沉吟，暗想残暴治安军，只知对民行奸恶，哪知暗中有天神。”当时写完，我拿给父亲看，父亲又拿给亲戚看，大家看后大加赞赏。父亲对我也是大加鼓励。这就是我的第一首诗。

高平：当时我在济南师范学习，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当时规定毕业后必须当小学老师，但我还是想上大学。那时，我舅舅在清华大学，他是地下党。我就到北京找他，跟他说：“我想到北京上大学。”他说：“好”。他就把清华大学历年的考卷给我找出来。我一看试题，简直是两眼一抹黑，我知道自己肯定考不上清华大学。后来又试着考北平国立艺专，也没有成功。看我这样，舅舅就说，算了，你去参军吧。当时正好第一野战军战斗剧社文学队招人，我去考，结果考上了。

高平：那时候我才十七八岁，毫无畏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过雪山，从天不亮走起，到半夜才翻过去。那雪没过膝盖，真是一步三喘。当时每分钟的脉搏是138次，心跳很快。现在回想起来是挺艰苦，但当时真不觉得。再有就是藏族人民对我们的友好与支持。我曾在一个藏族大叔家里头住了一晚，其实也没有多少接触，但他对我们的感情真的很深。第二天早晨，送我们走时，藏族群众都流泪了。

高平：成都解放时，举行了入城仪式，当时整条街都看不见地面，全都是鞭炮纸，很厚的一层。成都百姓欢迎我们的那种情感，我过去是没有经历过的。有的人举着小旗，上面就写三个字“天亮了”，我当时觉得这像诗一样。

到了成都后，我们听说沙汀也在这里。沙汀到过延安，知道战斗剧社，我们也知道他。战斗剧社是贺龙建立的，沙汀曾经写过一本《贺龙传》。所以战斗剧社就请沙汀到剧社里和大家见面、座谈。因为在以前，我没见过沙汀，但我读过他的《淘金记》。我舅舅告诉过我，《淘金记》是清华大学中文系课外必读书。当时，我当面告诉沙汀，《淘金记》是清华大学的必读书。他非常高兴。交流的时候，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方言文学发展的前途怎么样？”因为将来要推广普通话，方言会逐渐消失，方言文学还有没有前途？我记得当时沙汀回答说：“方言文学在短期内不会消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就非常深刻了。那是1955年，在重庆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沙汀先生是主席团成员，我是西藏代表，我那时20岁出头。那时的我，已经发表了一些诗，沙汀注意到了，所以对我也特别关爱。我们这些作家代表当时还和重庆市青少年举行了一次联欢会，我在会上朗诵了《阿妈，你不要远送》。联欢会后，他邀请我一起去参加几个老作家的聚餐。我记得有沙汀、艾芜、蹇先艾、李劼人四位老师。吃饭时，沙汀跟我说，喝黄酒对身体有好处。后来，我也喝了一点，然后在旁边听他们聊天。沙汀先生对青年作家的爱护与培养，使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我开始写诗写得比较多，是在中学，但很少发表，大部分作品都是自我发泄，没有考虑什么社会责任。到了西藏以后，我就正式把文学写作当成职业，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责任。经历多了，看的人和事也多了，其中有些很感人，自己就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平：我父亲叫高恩传，早年因为上不起大学，便回到县里。在县里，他受到一个秀才的青睐，这个秀才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我父亲，也就是我妈妈。我外公后来资助我父亲到北平去上大学。我就是在北平出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名字里有个“平”字。最初，外祖母给我起名叫高北平。父亲说把地名当人名不好，就把“北”字去掉了。

父亲希望我当一个工程师。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以后需要建设，那就需要人才。他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搞文学。我当时在学校组织文学社、办壁报，也曾受到过校方的警告。但后来，我父亲一看我的数理化都不及格，实在不是搞理科的料，对我的文学爱好也就只好表示支持。当时我想出一本诗集，那时出诗集要自费。当时因为物价飞涨，出诗集不能按钱来计算，而是按两袋面来计算。我回家跟我父亲说，他很支持。可家里最后还是出不起这两袋面，诗集也就没有出成。

我参加革命以后，在北平又见到过父亲。他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49年9月30日，我们部队离开北平，父亲到车站送我。车久久不开，我让父亲先回去。他经过前门箭楼时，天上飞着蝙蝠，他的肩膀在抽动。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想到父亲的背影，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背影〉与背影》。后来我在西藏工作，父亲在青海工作，因交通不便，大家工作又很繁忙，一直到他病故，我们都没再见过面。可是，我们一直有通信。他给我寄过照片。我记得父亲在一张照片上题了一首诗。他说：“我是儿的父，儿是我的果。你看我是谁，原来还是我。伴儿西北去，不要想念我。”父亲虽然说不要让我想念他，其实是他在想念我。父亲常说，“大难不过一死，至穷不过要饭。没什么了不起。”父亲的这句话，常伴我左右。

高平：我是1961年到甘肃省歌剧团做编剧的，《向阳川》是我主要执笔创作完成的歌剧。这部剧曾到全国巡演，很红火，很有影响。在北京演出时，中央领导都来看过。周总理看过两次，他还学会了其中两首歌。在接见演员时，周总理问我们团长：“这部戏谁写的？”团长说：“集体创作的。”总理又问：“总有一个执笔的嘛。”团长没有说话。总理一看，也就明白了。当时，因我是摘帽右派，没有资格来北京，该戏也不让我署名。这个戏现在看来，还是有一些硬伤，缺乏生命力，这主要是因为受当时文艺思想的限制。

《二次婚礼》主要是写了一个西藏女农奴主为了自己的利益看上一个男农奴的故事。当时，歌剧团团长和省委宣传部长，都认为这部戏是一个大毒草，宣扬了“阶级调和论”。他们说，“不同阶级能相爱吗？”“农奴主和农奴怎么能相爱呢？”我说：“他们不是相爱，他们的结合是一种利益，甚至是利用。”这部戏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才得到上演，后来还拍成了舞台纪录片，曾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

到了“文革”时期，我几乎没有什么创作。闲来无事时，把中国古诗翻译成白话诗、新诗。这其实不能叫创作。有人就说把古诗翻成白话诗，其实就是把馒头还原成面粉。我觉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这些资料我现在一直还保存着，也没有要出版的想法。

高平：现在的一些诗歌作品太脱离生活,这些诗歌大部分是在自我欣赏，都是小圈子的自我吹捧。有的诗人对西方诗歌亦步亦趋，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长处继承得不够。当下的诗歌，我认为大多没有古诗的韵味，有的诗歌比散文还散，读起来云山雾罩，形式也不具备美感，读起来也不悦耳。

“二行诗”源于最初自己思想的火花，但二行诗又构不成一首完整的诗，扔掉又很可惜。我就慢慢把这些二行诗记下来。后来，积攒多了，也就拿出去发表。最早的二行诗，发表在新疆的《绿风》，标题是《我说两句》。出书时，标题又改为《一闪念》，后来干脆把“一”去掉，变成了《闪念》。再后来，我就直接改名为“二行诗”。我现在只要有思想火花就写下来，发在自己的微信上，现在这些诗还有一点影响。我写了那么多首二行诗，能有一两首流传下去，我就很知足了。

高平：我刚进藏的时候，就听到很多民歌，我觉得它们写得很美。后来，我看了汉译作品，知道这是一个叫仓央嘉措的人写的诗。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开始感兴趣了。后来，只要是关于他的资料，我都会抄写下来。虽然他只活了24岁，但确实很传奇。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想写一部有关他的纪实性小说。很快，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创作完成24万字的《仓央嘉措》。该书的出版并不顺利。后来，一直到2000年，中国藏学出版社才出了这本书。

高平：杂文是一种高度精练的文体，它更直接、更犀利。当你有什么不平、愤慨，就可以直接写下来，像匕首一样，有分量。诗歌、散文有时给人感觉分量要轻些。鲁迅的杂文我很喜欢，他是我学习的榜样。现在写杂文不是很容易，字句的推敲让人很费心。我认为，要想把杂文写得深刻、尖锐，作家就要看得深，要敢于大胆地去写。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5月10日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