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春城昆明格外温暖。86岁高龄的周良沛斜靠在窗前的沙发上，眯缝着眼，阳光爬上了他沧桑的皱纹和斑白的鬓角。一只花猫温柔地伏在他腿上，陪伴着自己的主人，共享着午后悠闲的时光。

周良沛，一位绝不该被忽视的诗坛老人。早年一直担任中国作协《诗刊》社编委，甘为诗坛背后“提灯人”，年轻时代是富有影响的诗人，中年以后，则一直“顽固而又敢言”地坚持诗歌批评和编辑工作。由于早年患病，腿脚不便，他不再参与云南的任何文学活动。

然而，他却将整个中国百年诗歌藏于胸中，凭一己之力，潜心5年，选编着一大套共六册《中国百年新诗选》。750余位诗人、1568首诗，在他看来，每一位、每一首，皆是新诗百年不可或缺的印记与历史。

以诗歌作为自己的信仰

初次登门拜访的午后，周良沛佝偻着腰身出门，于电梯口迎候。我诚惶诚恐，深感不安。进入书房，但见书籍与各类生活物品杂陈，颇为凌乱。年轻的保姆做完饭后，就出门消遣去了。因为周老十分宽容，又一直觉得自己没问题，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

电脑屏幕上，一个分行的文档正开着——周老正在对《中国百年新诗选》做最后的校对工作。这让我很是不解：2017年6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的“新诗的道路——中国新诗百年”研讨会上，这套作品即已对外发布，并同时公布了系列书影，为何近两年后依然还停留于校对环节？原来，由于担心市场销路，早就编辑完成的这套书，一直并未投入印刷。周良沛说，这套书成本大约100万元，听说现在已经预售了许多，相关方面已进账近200万元，所以，才终于打算开机印刷。

第二次拜访已入夜，依然是佝偻的身影，候于电梯口。时隔仅三周，周良沛的精神头有所减弱，寥寥几句，便伴随明显的喘息。重又叨扰，是因我又淘到周良沛的几部旧作来请求签名，顺便想再请他补充一些给当代诗歌的希望、寄语。

“诗歌应该成为文化大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在我华夏泱泱诗国，这还需要我来说吗？这是个一目了然的问题，却也是个越说越难的问题。”

对于他而言，诗歌就是他的信仰。信仰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十分重要的。

1933年，周良沛出生于江西井冈山地区的永新。童年便与父母离散，抗战时沦为难童，流浪四方。内战后寄寓于教堂孤儿群体，在宗教氛围浓郁的地方，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

那个战乱年代，宗教却也无法成为任何人的庇护所。“教会学校被砸了，我要找地方吃饭，所以就入伍了，随着横渡长江的大军南下。那时，我真没啥崇高的理想。”

剿匪、戍边、修路……无疑，是颠沛苦难的人生，催生了他的文字。19岁起，这些文字就陆续发表于《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也正因为如此，他得以进入部队文化部门，开启了令其执念终身的编辑事业。

经过藏区近两年的锻炼，周良沛得以调回昆明，在昆明军区政治部任创作员。1957年，他出版诗集处女作《枫叶集》，其早期诗风深受惠特曼《草叶集》影响。一年后，因为发表纪念惠特曼的诗，他被错划为右派，正待展翅翱翔的青春年华，却在劳改和牢狱中整整消耗了20年。然而，祸兮福兮，人生难测。关押的“牢房”竟变成了堆积四面八方收缴“禁书”的仓库，周良沛喜不自胜，废寝忘食，饕餮嚼之。或许，这就是抱持信仰所带来的好运，冥冥中似有天定！

“讲真话”的姿态始终如一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特殊年代饱受禁锢的人们纷纷走了出来，而诗人们受伤、扭曲的心灵亦随之挣脱藩篱，从长久的失语与缺席中跃出，开始以分行文字的形式，表达着自我与时代。

那是一个几乎全民写诗的时代。作为诗人的周良沛，就此复活；但客观而言，若论形成重大影响的作品，诗人周良沛无疑是有些苍白的。作为诗歌批评家的周良沛，则渐渐锋芒毕露，且一路行来，步步铿锵。

整个80年代，周良沛依然写诗，陆续出版《红豆集》《雪兆集》《雨窗集》等诗集。但劫后重生的他，决定逐渐将写作重心调整为诗歌批评。

多年后，中国诗坛乃有定评：周良沛的诗论比诗歌好，周良沛的为人又比诗论还好。

所谓“为人好”，在周良沛看来，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便是“讲真话”，此三字在文学批评界最为可贵。他陆续出版的《神鬼之间》《良知与狗食》《无奈与沉默》《诗歌之敌》等诗歌批评集中，“讲真话”的姿态始终如一。

《良知与狗食》封面上，周良沛如是写道：“若是真话讲来不易，谎言只是自辱自欺；嬉笑怒骂，气势张扬，未必是前锋的进击；世风不古，人欲横流，横眉冷对，伐毛清髓；流行谎言、套话时，讲真话就是霹雳；良善受欺，公理受屈，不平就是匕首。”这有些犀利得不太像寻常文本的诗歌评论或诗歌批评，但长此以往，“骂”人无悔，诲人不倦，怎能不招人猜忌与怨恨？

与我说起这个话题时，愈是老来沉稳的周良沛早已一切淡然。老人听力不太好了，但坚持不戴助听器，语速很慢，但思维清晰。

“不管怎样，还是要讲真话，因为历史需要真相。”周良沛表示。

真实记录中国新诗发展历程

关于真相，很自然我们就谈到了《丁玲传》。这部厚达800多页的传记写作手法独特，一时颇受文坛关注，有人视之为传记文学经典。书中，周良沛援引了大量各种关于丁玲的文献、史料，因在篇幅上占比较大而遭受质疑，他所持的一些观点也引发了争议。

对于这部1993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周良沛本人极为珍视，该书当年也被出版方纳入“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与林志浩的《鲁迅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等重点作品并列。但亦如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冯至评传》（重庆出版社，2001年），在首版首次印刷后，便一直未能再印或再版。“也许是因为书中涉及许多历史问题。”显然，于此，他不无遗憾。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如果做一个大致划分，我认为：青年时期的周良沛主要是诗人，中年时他偏重诗歌理论研究和批评写作，而步入晚年后，他则更多是“隐身”在诗坛的背面，致力于为中国新诗做一些系统的梳理，编辑出版了诸多现代大诗人的作品，如《中国新诗库》中的《俞平伯卷》《戴望舒卷》《臧克家卷》《冯至卷》等十余卷，不可谓不厚重。

而最近这五六年，他越来越有限的精力，几乎都扑在了这套堪称集大成、总结性的《中国百年新诗选》上。其实，向中国新诗致敬的各种选本不在少数。但在周良沛看来，这些选本的个人偏好和个人审美都颇为明显，无法用来准确记录和反映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不是选所谓的精品，我是作为新诗百年过程的记录来选编。这些作品，要能看出新诗百年的每个发展阶段。这就一定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周良沛说。

放眼当下中国诗坛，耄耋之年仍放不下诗歌的，周良沛便是其中之一。70多年的诗龄，也让他亲历、见证了百年新诗大部分的激情或惨淡岁月。“俞平伯、冯至、艾青、田间，等等，从小我都很熟悉，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影响。当下的有些诗人跟我私交也不错。因此，这个百年选由我来选，是合适的。”

至于选编的标准，自然要回到每个作品当时的历史语境里去考量。周良沛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读到闻捷情诗时的兴奋。因为那个时代是不敢谈论爱情的，文学里也不敢表达，所以闻捷的情诗恰恰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如今看来，诗中也有许多缺点。”但这样的作品，周良沛也毫不犹豫地选入了《中国百年新诗选》，因为“这就是历史”。

各个历史阶段主要的代表作品，大多数皆在周良沛胸中。但要遴选出在网络传播方式迅捷的当下的作品，于他却是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不会上网，写稿校稿都是用汉王笔输入，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去网络上大量检索和查找。“这一部分，我只能从别人的选本中再选。至于具体参考了哪些选本，我都记不太清了。”

坚守内心的宽容与包容

对于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记忆有所衰退再正常不过。当我小心翼翼、却多次追问他究竟收养了几个孩子时，周老的回答显出难掩的沧桑与疲惫，“这个，我也没法说清楚，实在说不清楚。”当然，更可能地，是因为他不愿谈及自己的生活，“那跟诗歌无关”。

是的，他的“孙子们”全都与诗无关。如果不是正巧遇上其中一位来探望老人，我的提问与探究，是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区域的。这些年来，为数不多关于他的所有媒体报道中，全都回避了他的情感经历和家人。

“没结婚，我也可以收养嘛。不过，也不算收养，就是帮帮他们……没啥好透露的。”言及此，老人眼里闪烁出一种尤为深情的光，主动说起了另外一个、而非当天前来探望的孩子：“34岁，在边防部队服役，当年考大学时差7分，本来是可以享受孤儿加分政策的。”“每年一两次吧，他偶尔回来看看我，我就特别开心。这些孩子们呀，都不喜欢文科，在文学上都没天赋，这也有点遗憾吧。”

为了获取一个相对仰视的拍摄角度，我抱着相机，坐在老人沙发面前的地板上。那只大花猫从我身边跃过，趴在主人大腿上。本文开头白描的那幅温暖温馨的画面，瞬即于我眼前定格。另外还有一只小黄狗，则并不黏人，自己在旁边晒着太阳。

差不多同时期的那些诗人、那些老友，多数皆已远去。周良沛依然在着，依然茕茕孑立。他的生活里，他的身边，这些年日夜相伴、不离不弃的，惟有小闹与小黄。

小闹代表自己，也代表自己原来的主人。

韦丘，诗人，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2012年那个最后的日子，周良沛步履蹒跚，去广东送别这位长自己十岁的知交好友。事了，家人欲将与韦丘相伴多年的猫咪小闹送人。他极为伤感，便将其带回了昆明家中。

岁月流逝，这样一位“历史老人”，曾经的锋芒愈加内敛，惯看秋月春风、世间种种。但是，却也反而更加执念于另一些自己一直所看重的事物。

他想起老友邵燕祥。老哥俩各自还有本评论集，在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他的那本还好，老友的这本实在犀利，被要求删掉许多内容。“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更加宽容和包容，我们也更加宽容和包容别人吧。”他若有所思。然而，对于诗歌，周良沛似乎依然有些斤斤计较，依然难以宽容与包容。

自己晚年时光全力以赴献礼新诗百年的《中国百年新诗选》，竟然编好并发布消息两年多都还没能上市，于周良沛而言是始料未及的。这或许就是他目前最大的一份执念。以至于当策划人表示终于可以考虑投入印刷时，他又第无数次地翻出书稿来，告诉自己必须再校对最后一次。

“我的生命和时间可能都没多少了，必须抓紧。我很充实，每天都忙到12点多呢。”

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溜进来的阳光，在周老的脸庞上跳跃着，光影倏忽，神情睿智。他的语速舒缓、沉稳，似乎无喜，更无悲。

（作者系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