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少答应为人写序，一是由于这种文体不合我的脾性，受人邀请，无论如何总要违心说些好话的，但有的赞扬我担心我说不出口；二是由于我有惜时如金的怪癖，总怕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掉时间。但当白鲸诗社现任社长邱志君邀我为《白鲸诗选》作序时，我一口应承了下来。这不仅是因为我与这些作者大多结下过深厚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写作为我所欣赏、看重，他们的写作已然成为中国先锋诗歌波澜壮阔图景中的一条支流——无论他们的当下处境是隐是显（这无关紧要），这一点已为诗歌界一些有识之士所觉察到。
　　自白鲸诗社成立之初，我就与这些年轻人结识，由其创始人李潇，进而接触其他成员，一届一届，绵延至今。尽管他们性情各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但他们身上学子的单纯，他们的对于诗歌艺术的挚爱之纯粹总是令我感动。我知道，单有这个尚远远不够；但惟有这个，方为写作步入理想之境的基石——唯一的基石。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纯粹与世俗的名利观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很难，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做到了；即使在离开校园多年之后，我看到他们仍然像以前一样，没有被生活磨去诗人之为诗人的这种秉性。
　　几乎每一个时段，白鲸诗社中总会出现几个区别于诗坛风尚的优秀诗人，从邵勇、黑光、何冰凌、潘漠子、张尔（大伟）—鲍栋、周斌—牛慧祥、夏午（夏春花）—憩园、刘安然、李瑞，再到一大群正在转变观念的在校诗人，一代代的白鲸人向汉语写作贡献着新鲜的陌生血液。偏离甚至远离整个时代的写作风尚，这一点十分重要，无论是在作者的写作之初还是贯穿其写作全过程。倘若没有这种特性，就会在历时和共时的集体言说中无以发声，最终在文学化的言语活动中沦为对他者的复述。这就是写作者具备某种意义上的持续的“先锋性”（它每每被人误解、诟病、攻讦）之必要性。道理很简单，但我们的习性很顽固；尤其在保守的当下中国语境下，这简单的道理被人性中的对一些庞然大物的天生依赖性复杂化了，成为一种自恋式的集体无意识。
　　我曾将写作划分为仿若“见山是山”三境界的三个阶段，即诗化（文学化）—非诗化（去文学化）—诗化（文学化）；而“非诗化（去文学化）”必得贯穿写作的始终——最后一个阶段的“诗化（文学化）”是更高层次上的“非诗化（去文学化）”的表现。所谓的“先锋性”便与此相关。其中，作者的语言观尤为重要，对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言说的关系的探讨应成为写作的第一要务，只有洞悉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后的写作活动方会显出价值；否则，写作将是盲目的、行之不远的、无效的、徒劳的。
　　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萨丕尔曾这样说过“人类并不只是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中，也不是一般为人理解的社会活动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具体语言的掌控之中……‘真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建构于一个民族的语言习惯之上。没有两种语言足够相似，以至于可以视为再现同一个社会现实。不同社会居住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带有不同标签的同一个世界……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这些视觉、听觉及其其他经验感受，都是因为我们所在社会的语言习惯预设了某些解释的可能性。”语言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语言中的概念、分类、判断、因果认知等东西影响并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就像一个玻璃罩，我们总在它的里面看世界，我们永远摆脱不了这个玻璃罩，走不到它的外面看世界。准确地说，这个玻璃罩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和我们一起构成了“我们”。语言导致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如其所是的这个样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即世界，语言即存在。故此，那些纠缠于在诗歌中如何分辨所谓语言与存在、语言与灵魂的写作者们完全是庸人自扰。
　　关于语言与言说的关系。语言承载着人类社会所有的认知和思想，每一个句子里都隐藏着一个或数个思想家。当你说话的时候，不是你在说，而是历史中的他者在说话，很多死去的前辈同时在说话。语言就是他者言说的总和。用语言来言说我们的感觉，几乎不可能，或者说我们只能言说被语言命名的感觉，个人独特的感受被同一化了，你用现成的语言来言说，结果说出的是他者的认知。所以我常说：不要相信语言。
　　厘清上述两种关系是写作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建立起新的语言观，并为其观照，写作才有可能成为独别于他者的“我”的写作，同时也才会融入汉语诗歌的滔滔巨流中而不至覆没。这是一种“非表达”的语言观，它是与将语言作为表达思想、认知的工具的既往文学观念相悖的一种语言观。而这种观念将是当代写作与传统文学划分泾渭而又并力融合的关键所在，是之所以出现“胜之形”的“制胜之形”。
　　同时，我们应当知道，知晓了上述两种关系并不意味着写作风格的单一，语言观虽然是写作的基础，但持有相同的语言观并不会使我们的写作面貌趋于一致，相反，它会使写作呈现出各不相同乃至截然迥异的风貌。白鲸诗群中的这些对语言持有相似看法的诗人，在他们各自经验、知识、性情背景的浸润下，其言说方式几无形似之处。邵勇语调冲和、语速缓慢、略带忧郁，构筑着他的“日记体”；黑光用语素常，节奏却欢快，有陶渊明“南山”之闲逸而少其“将芜”之微怨；牛慧祥语义清晰而多变，在自言自语中自有一份老僧禅定的宁静；何冰凌、潘漠子、周斌、夏午以他们身上难以化解的抒情性赋予语言以柔韧，在语义迁延中一步一景，蹈矩不腐，以险取胜；张尔、鲍栋、憩园、李瑞以与当代艺术相平行的现代思维方式重组语义，致力于驱逐他者，以崭新的言语形式言说人之存在。他们共同印证了“继承传统”只有在“创新传统”（或者干脆点说“反传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李光耀、魏成银、邱志君、倪大玉、任伟、苏童、汤文、杨雯汀、张萍，他们都是在校学生，还刚刚开始，而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的未来。
　　这样一群人的写作会去往哪里？假以时日，我们将会看到——尽管我们中的多数人已经看到，尽管一些人装作没有看到。

　　在白鲸诗人群中，还存在着另一种风貌的写作。李潇、黄挺松、邬云、许洁、李进、李大鹏、蒋旅佳、章朋等人，在延续诗歌的言志传统的同时也时时有所创新，他们依然在写着，摸索着。他们因挚爱诗歌这门古老的艺术而与我们同在。